我為什麼要納稅養罪大惡極的敗類？直接殺掉的成本不是比較少嗎？

首先讓我們看看下表：
（由於，政府資料有限，也沒有詳細列出各支出項目，暫以台北監獄103年度決算推估。）

這裡所指的司法支出包含了監獄內部更新、設備採買等矯正業務項目，以及監獄拓建等改善監所項目；其中，人事費用為339,112,847元，佔總支出的74%。結合台北監獄總收容人數計算之後，我們可以看到每年用在每位受刑人上的平均「花費」大概是32076元左右；這些花費僅包含飲食（一天60~65元）、住宿、設備更新等等，而生活用品、衣著、衛生用品等等，都是受刑人必須自己負擔的。

再者，根據刑事補償法（原冤獄賠償法）第6條（補償金額之決定），自由刑冤案每日補償金額為新台幣3000至5000元；死刑則應按受刑人執行死刑當年度國人平均餘命計算受刑人餘命，每日補償新台幣5000元，但其總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一千萬元。以江國慶案為例，他於1996年被捕，1997被槍決，年僅21歲，當年男性之平均餘命約為72歲，因此國家須至少賠償九千多萬元。這筆國家錯殺的金額（最後賠償金為一億三百多萬元），若是用在每位受刑人身上，一年可以多「養」3211位受刑人。或是換個說法，這筆錯殺的費用可以供給42個受刑者77年刑期的花費。（以上人數皆四捨五入至個位數）

受刑人在監獄內除了特殊規定者外，一律參加作業工作，而其勞動所得在作業收入扣除了作業成本之後，提出50%作為勞作金。可是勞作金之總額必須再提出25%充作被害人補償費用。剩下的款項則會被用於受刑人生活設施改善、受刑人獎勵費用、監獄作業人員獎勵費用和受刑人飲食費用。然而，由於死刑犯被關押的條件與一般徒刑受刑人不同，死刑受刑人的主刑尚未執行，關在看守所中的受刑人們是處於「等待執行」的狀態，他們的被關押是不屬於刑度的一部分的；死刑受刑人被國家定義為「不用再回歸社會」，他們也不再被視為有產出能力的個體。徒刑受刑人可以下工場從事勞動以供給自身花費、補償被害者家屬，而死刑受刑人往往沒有這個彌補的機會和能力。

我們鮮少拒絕繳稅改善教育架構、更新醫療設施或是造橋鋪路，不過在矯正機制上花的經費常常挑動我們敏感的神經。犯罪是社會問題，犯罪的產生也通常是結構性的；國家若有意識地減少在矯正機制上投以關注和資源，卻又未積極改善社會，社會治安、矯正系統將成為一個巨大惡性循環的兩極。把一時偏差的個體拔除卻不改善獄政，在微觀角度上或許可以滿足我們的情感和心理需求；不過在巨觀上來說反而讓社會變得更不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