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死特派員

2010-06-23 日本東京  記者會

陳學瑩/東吳大學人權研究所

“當我回到家中，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兇手，我想到的是我要如何安撫我的母親，我要如何對我的兄弟姊妹們說這件事情……然後，你知道嗎？幾周之後，我母親竟然接到一張送我父親遺體到醫院的運送帳單，你可以清楚看到，這個社會對被害家屬的需要是怎樣的忽視。”－－Renny Cushing

如果我們真正去傾聽這些受害者的生命經驗，就會瞭解到受害者的“悲傷情緒”才是首當要被關注的。社會系統對於受害者必須有一套完整且清晰他們所需要的適當資源，去幫助受害者必然經歷的漫長過程。但顯然死刑的儀式，在尚未聆聽受害者真正需要時，就急於掩蓋傷口，沒有真正被醫治的傷口，它只會在看似清潔的紗布下繼續惡化與蔓延，甚至更深的侵入受害者的內心。

仇恨與傷痛也將因此蔓延受害者家屬的心中，無法真正的復原。

人們一旦受了傷，都期待可以盡快復原，恢復他原本擁有的生活，但是一個好的醫生都告訴病患，醫治是需要一個過程的。死刑提供了符合受傷者希望可以盡快復原的期待，但卻掩蓋了傷痛的醫治是需要“過程”的重要事實。死刑同時增強了社會制度忽略受害者的需要；因為當一個社會系統認為死刑將帶來正義時，那正意味著，這個社會同意死刑的執行可以恢復受害者的所失去的正義，因此所有受害者必然要經歷的恢復過程所需要的幫助與支持，都變成了附屬品，而失去應有重視程度。那就是為什麼Renny Cushing的母親會接到那一份帳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