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後的晴朗天空看不見死刑

怕死特派員鄒宗翰，王顥翰南韓首爾報導

　　在台灣對於死刑犯的處死爭議之際，我們飛越過海峽到南韓首爾，紀錄一場被害者家屬的會面以及交流，來自美國的被害者家屬人權協會，分別有生於日本長於紐約的Toshi Kazama，他拍攝美國以及台灣的青年死刑犯，自己也曾遭到謀殺攻擊；Bud Welch，一九九五年時，二十三歲的女兒Julie在奧克拉荷馬大廈爆炸案中喪生，以及Robert Curley，在一九九七年十歲的兒子Jeffery被兩名戀童癖誘騙發生性關係不成，遭到謀殺身亡，屍體被裝在塑膠箱裡投入河中。

 

　　他們踏上南韓以及日本，訴說自己身為被害者家屬卻支持廢除死刑的立場。Toshi Kazama在被謀殺攻擊後昏迷三天，張開眼看見自己女兒時表現出極端的憤怒，但卻在自己的女兒感到害怕的眼神中看不見自己，他反省在拍攝死刑犯的過程中，那些被說成禽獸的其實就是站在自己面前在普通不過的人，就是一個犯錯的人，他也認為用嘴巴來說支持死刑容易，但摸著良心按下板機卻很困難，他說:「人殺人是我們在這人世所做的最恐怖的事」，死刑不是只是爭議，是一件真正奪去生命的事。

 

　　Bud Welch在爆炸案發生後的一年中都過著酗酒的日子，他每天都到爆炸案發生的現場，看著過去的大樓現在的廢墟，怨恨兩名炸彈客並希望他們被處死，但是身心的折磨讓他形容枯槁，他開始找尋治癒自己的方式，他說每一個被害者家屬都需要一個治癒的過程（process of healing），很奇怪的他愈追尋，愈覺得死刑並不需要在這個過程中，他嘗試去見了加害者的家屬，理解了對方家庭某種程度也成為了受害者，而犯人最後還是遭到槍決，不過他說當時他非常的平靜，並開始到處宣導廢除死刑以及被害者家屬、甚至是死刑執行者家屬的保護工作，他說這樣做才配的上Jullie美麗的靈魂。

 

　　是不是反對死刑就要選擇原諒呢？Robert Curley說他從來沒有原諒過帶走Jeff生命的兩個犯人，他之所以願意站出來是因為他對於美國的司法制度感到不安，因為只要是人的制度就有瑕庛，不管是誤判還是對於窮人的歧視—只要有錢請的起律師就沒事；反之則會判重刑，他認為死刑跟寬恕是兩回事，這是他的立場，他也尊重其他人的立場，而對於媒體總認為被害者家屬一定是死刑的支持者，他也感到不安，因為像他們就是堅持反對死刑，對他個人來說，那與寬恕與否無關。

 

　　這次行程中最令人揪心的是與南韓被害者家屬會面，在美國被害者家屬數說應該如何透過跟別人分享這些過去，南韓的被害者家屬所必須面對的是保守的社會，甚至是對於他們的歧視—居住釜山45年的Kim，從政的丈夫被車伕還有朋友謀害之後，街頭巷議不斷，連最好的朋友都不願意介紹對象給她的兒女，再搬到首爾七年之後，人家問到她的丈夫，她只能淡淡的說在外地工作，免得又被人用異樣眼光看待；另外一位弟弟被自己未婚夫殺害的KiKi，因為已經跟未婚夫完成書面的結婚程序，從此被當作是一個離婚者，加上未婚夫入獄前恐嚇會出獄來找她全家人報仇，只好計畫移民；婦人Yuyun的女兒在口角中被女兒的男友殺害，對方行兇之後自己也跳樓身亡，Yuyun活在痛苦悲傷的情緒中，面對習慣用「遺忘」來處理悲慘記憶的南韓社會，她覺得自己好像被孤立而求助無門。

 

　　南韓被害者家屬雖然有不同的背景以及遇到不同的事件，但是從他們的個案中看到了相同的脈絡，她們在案件中都先被警方當做重要嫌疑犯，且常在未被通知的情況底下，就必須配合調查等等，在身心俱疲的情況下，謀殺案當時的情景成為了接下來生活的夢靨，而警方一旦找到調查線索馬上就又離開了，留下了對於犯案現場恐懼還有未來生活無依的被害者家屬，這樣的經驗卻又都投訴無門，連悲傷都還未結束，怎麼樣來榮耀自己死去的親人呢？美國被害者家屬聽完了南韓家屬們的故事，心中氣憤難耐，回想到十五年前在美國對於被害者家屬保護的工作也是一片荒漠，在他們積極推動下才通過了《被害者家屬補償法》，他們也提醒南韓的被害者家屬要持續爭取自己的權利，不要讓政府用死刑當作一個藉口，因為死刑不但無法協助他們平復，也成為政府模糊自己對於被害者保護沒有作為的工具。

 

　　以上的經驗可以看出，雖然南韓已經十三年未執行死刑，累積了五十多位死刑犯，但是死刑暫停執行多是因為外交以及國際政治因素，而並不是因為被害者家屬保護措施或者是死刑替代方案措施的完備，韓國的民眾也同樣有一股希望回復死刑執行的聲浪，而南韓政府若無法妥善處理被害者家屬的保護議題以及加強民眾對於死刑議題的了解，這樣由上而下的措施很容易會像台灣過去近四年的暫停執行死刑狀況一樣付諸流水。美國的被害者家屬人權協會也表示，美國目前十五個廢除死刑的州，也都是因為被害者家屬出現支持廢除死刑為最大的助力，一個對於被害者家屬有完善保護的世界也是就離一個沒有死刑的世界更接近的一步。

 

　　美國的被害者家屬代表也說到，他們的協會首要宗旨就是推動廢除死刑，再來是督促政府對於被害者家屬的保護，以及成立被害者家屬支持團體，讓他們可以透過互相分享與交流述說自己的故事以及抒發心情，更進一步關心降低犯罪率的各種政策以及婦女兒童保護的法案，更難得的是，他們的關懷也延伸到了加害者的家屬，認為政府不應該歧視加害者的家屬，整個社會也許對於加害者充滿了不諒解，但是他們的家屬，特別是孩童們常常也成為了這種情緒的洩憤對象，而導致權益受損。而南韓的被害者家屬們也已經走出了第一步，在天主教教會的協助之下成立了「雨後晴天」支持團體，讓被害者家屬透過定期聚會能夠互相交流，並進一步期待可以對於被害者家屬保護做出更多的貢獻。

　　那麼台灣呢？過去幾個月激情的討論以及許多無理的漫罵的結論是什麼，在台灣強勢被害者家屬上節目去談自己親人被殺害過程中的殘酷之後，誰來關心他們接下來的生活？我在幾次跟不同的朋友對話都談到為了「正義」站出來的冰冰姐，她公開說「我已經沒有恨」，但是看到之前的新聞，她為想見到白曉燕一面，被各種觀落陰或者其他通靈方式詐騙了幾百萬元，從1997年白曉燕案爆發至今，冰冰姐的治癒自己的過程走到了哪裡？政府幫上了什麼？而最可惡的當然就是看著民間吵成一片的政府單位，用一句「依法行政」還有「民意支持死刑」就帶過了許多更細緻的被害者家屬保護議題，更不要說藏在背後的監獄管理問題以及司法制度的破綻，這樣操縱人心怎不令人感到心寒。

 

　　美國被害者家屬到亞洲現身說法自己的經驗，南韓被害者家屬也積極走出雨後的陰霾，台灣的被害者家屬保護應該如何繼續進行，才能讓他們繼續走在陽光裡？這是政府責無旁貸的任務，也是公民社會團體，還有我們每一個人持續監督的目標。南韓被害者家屬與美國的朋友交流完之後，看著彼此的淚眼說：「聽完你們的分享，我們會繼續努力，讓雨後的晴朗天空看不見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