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欣怡（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是在2003年成立的，記得當時民間社會對於死刑存廢的討論還沒有像現在這麼激烈；政治上雖然有逐步廢死的政策，但也並沒有太多實際的推動；在學術上，不管是論文或者相關書籍都寥寥可數。那個時候，廢死聯盟是一個志工平台，有律師、有學者、有NGO工作者也有學生參與，我們組成一個「怕死讀書會」希望對死刑議題多了解。能夠汲取的經驗大多是國外的。我們看書、看電影、看報告，思考著：台灣該怎麼做？

印象很深刻的是，大家團購了北京法律出版社所出版的《為廢除死刑而戰 L’Abolition》 ，是帶領法國邁向廢除死刑的司法部部長羅貝爾‧巴丹戴爾（Robert Badinter）的自傳，雖然是簡體字，但每個人讀得津津有味。

在書中我們看到身為律師的他，在1977年寫給當時法國司法部長的公開信「我從來沒有埋怨過那些公開聲明自己是支持死刑的人。是希望廢除死刑，還是想繼續維持死刑只不過是一種道德選擇，屬於每一個人的良心。但是，在司法部長的思路中，使我感到不悅的是，一個知識份子，一個宣稱自己主張廢除死刑的人卻甘願維持死刑，只是因為按照民意調查公眾輿論贊成維持死刑。」

在書中我們也讀到1981年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的競選宣言「在我的意識中，在我的信念中，我反對死刑。我沒有必要去拜讀那些持相反意見的民意調查。大多數人的意見是贊成死刑，而我呢？我是共和國總統候選人。我說的是我所想的，我說的是我所認為的，我說的與我的精神契合，是我的信仰，是我對文明的關注。我不贊成死刑！」

1981年密特朗當選法國總統，巴丹戴爾在國會提出廢除死刑法案，立法過程中討論激烈後通過，10月 9日密特朗頒布法案，1981年 10月10日法案正式登載在政府公報上。

法國是西歐最後一個廢除死刑的國家，或許因為這樣，直到現在他們在推動世界廢除死刑更是加倍的努力；在歐洲國家的廢除死刑經驗中，可以看到政治人物基於信念努力推動的身影；歐盟也向來反對死刑，欲申請加入歐盟之前必須廢除死刑。

廢死聯盟成立時的台灣，台灣政府宣布要逐步邁向廢除死刑但同時也持續執行死刑，多位定讞的死刑冤案在生死交錯間等待平反的機會，死刑的相關資訊比起現在更加的不透明，除了少數冤案外，我們根本不知道死刑犯有誰？他們犯下的罪行、現在的他們狀況如何？

「該如何推動廢死？」資訊及經驗有限的我們，將眼光投注在歐洲的經驗上。「大多數廢除死刑的國家，在廢除死刑時，民意大部分還是支持死刑的，但廢除死刑後，支持死刑的民意則會開始下降，因此，廢除死刑的推動，需要政治人物的政治意志。」這樣的說法，引起一些批判，認為我們是傲慢的菁英主義、認為我們反民主；但這樣的批判，也讓我們開始警惕：台灣的廢死運動應該長成什麼樣貌？台灣會如何廢除死刑？但這不影響我們，擴展自己的視野，向更多國家借鏡；在此同時，也回望亞洲及台灣…

亞洲國家的狀況非常複雜，不管是宗教、文化、語言等等都非常多元，在49個國家中有24個國家在法律或實務上廢除死刑，保留死刑的國家有25個，大約是一半一半。若說歐洲太遠，那我們來看看還保留死刑的中國、日本以及法律或實務上廢除死刑的蒙古及韓國。

中國：死刑的權力掌控在政府手中是人權的最大災難

2009年八八風災後，達賴喇嘛曾經來台為受難者祈福，在一場接見台灣信徒的場合中，我曾經問他對於死刑的看法，他說「雖然死刑是要給人有警惕作用，但你看中國雖然有這麼多死刑執行進行中，還是有很多人一直在犯罪啊！所以光是靠身體的懲處是不夠的，要改變對方的內心。」

中國一直是判決及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相關資訊並不透明，根據評估每年執行死刑的人數大約千人，甚至有學者預估超過萬人。死刑一直被中國政權用作控制人民的工具。例如，2008年西藏抗暴之後就有很多藏人在不公平審判下被判處死刑；或者根據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2020年的全球死刑報告，也可發現中國希望利用死刑來嚇阻Covid-19疫情管控及醫療控制的相關犯罪，有多名被告被迅速定罪及處決。從中國的經驗台灣能夠得到什麼啟示？我想應該是絕對不要和中國一樣、死刑的權利掌控在政府手中，真的是一件災難。

日本：死刑辯護檢辯武器不對等成為隱憂

至於日本是台灣人很喜歡拿來作為應該保留死刑的例子。日本社會對於死刑存廢的議題比較冷感，沒有很多的討論；各政黨也少有明確表態，但有零星的政治人物會以個人身份表達對廢死的支持。

不過，我想特別提一下2009年開始施行的日本裁判員制度，或許可以和台灣即將在2023年上路的國民法官制度，有些啟發及對照。曾訪台多次的日本CrimeInfo協會會長田鎖麻衣子（Maiko Tagusari）律師就認為，在日本的刑事訴訟法制度下，律師及檢察官之間武器不對等的狀況一直是結構性的問題，在裁判員制度下更是凸顯。

廢死聯盟也非常關切國民法官制度上路後，有可能判到死刑的重大刑事案件，一審的審理應該都會遇到國民法官，會不會如同日本遇到的檢察官、律師武器不對等的問題也是我們關切。

不管是裁判員制度、國民法官制度，追求的都是短期的集中審理，而被告通常都是相對社經地位較弱勢的被告，因此國家是否能夠有一定的政策讓律師可以提供全程有效的辯護成為關鍵。有經驗的複數律師及相當水準的酬金也是日本現在面臨的問題。在還沒有廢除死刑狀況下，台灣應該提前看見這些困境並且預防。

韓國：習慣一個沒有死刑的社會

韓國的廢死途徑，雖然尚未走完最後一哩路，但自從1997年12月30日金泳三總統任內一次執行了23位死刑犯，繼任者金大中總統停止死刑後，盧武鉉也承襲了這樣的意志，韓國到現在已經將近24年未執行死刑，被認為在實務上廢除了死刑。雖然後來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任內都有恢復執行死刑的呼聲，但終究沒有發生。

廢死聯盟曾經在2008年至南韓訪問，想了解已經超過10年沒有執行死刑的韓國，社會怎麼看待死刑。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首爾大學生表示，在他們懂事後經歷的南韓社會就是一個沒有死刑的社會，因此已經習慣了，也不會想要恢復。

停止死刑執行是許多國家在廢除死刑前會經歷的過程，因此到2020年為止，聯合國8度在大會（UNGA）上做出停止死刑執行（Resolution on a moratorium on the use of the death penalty）的決議，每年支持決議的國家越來越多。甚至在2020年聯合國大會第75/183號決議（停止死刑執行）的表決中，南韓首度投下贊成票。

台灣曾經在2006年到2009年停止死刑執行，雖然2010年重啟執行死刑，但我們也曾經歷過4年沒有死刑的台灣社會，重大刑事案件的犯罪率並未上升、者社會治安並未因此崩壞，因此，國際社會間一直非常期待台灣能夠將停止死刑執行作為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的一個步驟。或許韓國可以給台灣一些啟發。

蒙古：從不放棄溝通

蒙古的廢除死刑歷程幾乎成為模範。2010年1月14日蒙古時任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Tsakhiagiin Elbegdorj）執政時，宣佈暫停施行死刑；隨後，2012年1月5日蒙古國會批准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議定書》，也就是廢除死刑的法案；2015年12月3日，蒙古國會通過了新修正的刑法，最重刑罰是無期徒刑，法律上死刑條文正式廢除（新刑法正式生效時間為2017年7月）蒙古國成為全球第105個廢除死刑的國家。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成員曾在2014年訪問蒙古，得到最大的一個印象是「蒙古人受夠了死刑」。當時參訪的成員之一吳豪人教授就曾經在「二二八68周年談蒙古廢除死刑」一文中，詳細爬梳了蒙古過去的死刑歷史，在 1930年代，「受到瘋狂整肅異己的蘇聯史達林主義影響之下所進行的大屠殺，其慘烈程度完全不遜於二二八」，1937年10月其後的16個月中，執行了2萬多個蒙古公民的死刑，而當時蒙古的總人口不到100萬。這樣的經歷也形塑了他們的死刑觀，在訪問的過程中，不只一次聽到：蒙古人口那麼少，每個人的生命是很重要的。更何況，在蒙古還有死刑的時代，死囚的樣貌為67%是20到40來歲的青壯年，而且幾乎都是初犯。死刑制度掌控在國家手中的結果就是年輕人被殺，這樣的印象揮之不去。

2010年額勒貝格道爾吉總統宣布停止死刑時，當時的國會大多數還是支持死刑的，但到2012年國會批准廢除死刑的公政公約第二任擇議定書時，已經是跨黨派九成的支持。國會議員的想法並不是神奇的一夜之間改變，而是額勒貝格道爾吉總統花了很多時間和政府單位、和國會議員以及和人民做溝通。這也是他和口頭上說要廢除死刑但實際上卻什麼都不做的台灣政治人物最大的不同。

回望台灣

台灣目前有38位死刑犯，從2010年重啟死刑以來，幾乎每年都有個位數的執行，但我們也已經在2009年將兩公約國內法化，因此台灣邁向廢除死刑是必然的道路，只是我們會怎麼走向終點。

絕對不要和中國一樣，我想這是第一守則；其次，若從南韓及蒙古的經驗來說，我會覺得南韓雖然停止死刑執行將近24年，卻未好好的思考要如何說服民眾要用什麼的刑法來替代死刑，這是很可惜的事情；至於蒙古，我真心的希望有一天台灣會有這樣的政治人物出現，願意用盡最大的力氣和人民做溝通，而達成改變。

在此同時，廢死聯盟也會持續努力，過去我們做個案研究及救援、用多元的方式開啟公眾對話，也努力想要提出死刑的替代方案及配套措施，希望這些努力，能夠讓廢死的漫漫長路往前進展幾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