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台灣死刑判決報告-七十五位死刑犯判決綜合分析》介紹

2015年，廢死聯盟出版年度死刑判決報告，就本聯盟已掌握的75位死刑被告/67起案件，做一次整體性的分析觀察，具體地指出台灣死刑判決存在那些通案性或個案性的問題點。以下就該份報告做一個完整的架構介紹。

這份報告對於糾纏多時的死刑論辯，有幾項突破。

第一，是對於死刑判決進行實況考察。所有人都可以隨口說出對死刑制度的意見，但是很少人真正看過死刑判決，即使法律專業者亦然。沒看過死刑判決，那對死刑判決的意見從哪來？大眾想像中的那種「極端之惡」，幾乎毫無例外是媒體印象。

第二，這份報告打破了「死刑案件一定是罪證確鑿」的迷思。實際檢視67份死刑判決之後，竟發現其中31件重要證物沒有找到、25件重要證物沒有調查，且整個偵審過程還是以自白與供述性證據作為最方便好用的證據。

第三，確定了死刑判決所應達到的水準。殺人的構成要件例如犯意沒有論證，可以嗎？證人未經對質詰問，可以嗎？量刑抄寫一堆成語而沒有調查，可以嗎？情節並非最重大卻判死刑，可以嗎？死刑判決對人民施加最嚴厲的處罰，勢必在品質上通過最嚴格的品管。

以下羅列出10點關於台灣死刑判決中經常出現的問題，每一點都再再證明其實台灣的死刑判決並非如此「罪證確鑿」。當我們跟隨群眾盲目支持死刑時，為何不如沉靜下來如實凝視死刑判決，並且自問：我們怎能容許國家以品質參差不齊的判決將人處死？

1. 殺人故意之判斷流於恣意
2. 凶器不見了
3. 鑑定意見不等於法律意見
4. 自白的風險？
5. 證人未經對質詰問
6. 測謊鑑定真好用？
7. 證據評價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8. 不符合兩公約人權基準的死刑判決
9. 求其生真的不可得嗎
10. 其他問題

1.殺人故意之判斷流於恣意

在這些死刑判決，法院實務判斷卻標準不一，乍看之下符合常識與直覺，仔細探究後才發現充滿瑕疵，對於客觀事實與犯意的連結經常缺乏論證，反而是以被告的心性與人格為底蘊，或者直接以結果的嚴重性為論據，擴張其意欲，得出其「窮凶極惡」的結論。犯意作為犯罪之要件，判決必須論證，但在死刑判決中，被告的「殺人犯意」往往被草率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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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媒體常報導「過失殺人」，其實是錯的?
Q2:為何需要區分故意與過失?
Q3:如何分辨故意與過失?

2.凶器不見了

依照我國刑事訴訟法證據裁判原則：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但在這些死刑刑決裡，證據有問題即佔了63%，此現象再再顯示相關單位對調查證據的馬虎或不重視，甚至只以被告自白就被定罪。假設僅憑被白自白（自白有刑求的疑慮）即可定罪，將可能再發生如江國慶案、蘇建和案這類因相關機關刑求取得被告自白和對證據調查的輕慢，而造成冤案之案例。

3.鑑定意見不等於法律意見

在這些死刑判決裡，存在著鑑定人意見逾越任務範圍、精神鑑定意見脫離客觀科學能論證的範疇、法院恣意使用或錯誤解讀鑑定意見等問題。科學知識和技術不可能100%準確，鑑定人應有義務在鑑定意見中敘明其限制，作最審慎保守的因果推論，法官更應體認科學之極限與意義，避免荒謬引用鑑定報告而作不合邏輯的推論，或武斷依賴特定的鑑定意見，違背司法「還原真相以維公平正義」的初衷。

說了這麼多，關於鑑定你應該知道的事...

1. 鑑定報告的結果容易受到鑑定人的情緒及身心情況影響
2. 鑑定報告會因為數據的多寡而有截然不同的結果
3. 鑑定報告本質上屬於人證（證據）之一種
4. 鑑定報告無涉及法律上的評價，僅作為一種參考性質。法律評價則是由法官裁量

4.自白的風險？

自白是法官認定事實的重要依據之一，自白作為法官認定事實的前提是其具有「任意性」，也就是必須是被告自願的，未受強暴脅迫等不正方法取得，始能作為證據，且不得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之輔助。然觀察本報告研究之67則死刑判決中，至少就有6起過分依賴自白的情況，其中不是缺乏證據，就是補強證據缺乏證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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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欸，他／她都承認犯罪了，難道不能定罪嗎？」
Q2:「阿？為什麼？那既然符合任意性為何還要其他補強證據？」
Q3:自白作為證據的曖昧之處？

5.證人未經對質詰問

對質詰問是被告重要的防禦權利。透過此種方式，被告能於法庭上和證人、檢察官進行一來一往的對談，被告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並不會因單方說詞而落入困境，藉此更能助於法官檢驗證據之真實性。

依我國實務之見解，若審判中能傳喚證人而不傳喚，會對被告的對質詰問權造成侵害，證人陳述將不能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因此，法院於判斷證人是否「客觀上不能受詰問」應遵循某些要件，以避免侵害被告之人權及達到維護司法正義之真意。

6.測謊鑑定真好用？

由於測謊的不確定性，其本質與一般科學鑑定有所不同，故測謊得否作為證據，素來是一大爭議。我國至今尚未建置具 體或經充足討論的測謊作業流程，法院亦仍在證據不足的情形下使用測謊鑑定結果，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的依據，容 易導致逝去生命不可回復，如江國慶案。測謊鑑定並非毫無可取，但是法院依賴測謊證據的結果將使得冤錯案層出不窮，應透過重新檢討測謊如何有效為犯罪偵查或審判提供實質幫助、要求法院就是否採取測謊鑑定結果充分說明、追究測謊鑑定錯誤及不當人員之責任等方式，使得此項證據方法較有其可信性。

7.證據評價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法院忽略證據脈絡，不僅縱放真凶，造成誤判導致無辜人清白蒙塵；也有過度依賴被告自白或證人供述的情形，即便欠缺證據或科學鑑定加以佐證支持，仍時常以「欠缺事證顯示被告自白欠缺任意性」、「證人與被告素無冤仇，無誣陷必要」為由，僅憑供述證據而作出有罪判決，均屬違背經驗法則 及論理法則的瑕疵判決。

8.不符合兩公約人權基準的死刑判決

按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第3條規定，兩公約具有國內法效力，且適用兩公約規定時，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相關解釋。「未發生死亡結果」或「不確定故意」等非情節重大之罪、心理或智能障礙者、未成年人、違反公政公約相關正當法律程序規定等不得判處死刑。

我國死刑判決中，往往容易因民情、行為人犯意明確，而忽視公政公約中所強調之程序正義；對公約中所要求的生命權之保障，判決中亦無多加著墨與討論。如此情形，除了凸顯我國刑事程序規定本身「可能」有違公政公約以外，更顯示出此等人權規制於司法實踐面上的忽視及不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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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什麼是兩公約？
Q2. 兩公約於臺灣的效力？
Q3. 兩公約與死刑的關係？

9.「求其生」真的不可得嗎？

作家張娟芬曾言，死刑作為一種誘惑，有正義感的人多少都會將其作為實現正義的方式。多數的死刑擁戴者，其實都擁有十分素樸的正義感。然而，無論由現行制度設計的缺失、被害人補償及減少犯罪的成果觀之，死刑的目的及功能等成效都一再使人存疑，是不是我們應該慢一點、再慢一點、再多想一點，如果我們有比死刑更好的替代方案，那為什麼我們非殺了他不可？

藉由上圖所分享之案例，以下就刑法57條、量刑調查辯論、量刑文字、共犯量刑落差、教化可能性等各個部份逐步分析我國法院在量刑的裁量問題。

(1)刑法57條

「人生有多難，57條就有多難。」法院在衡量一個人的罪行時，需要考量的不只是犯罪行為本身，更要將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手段、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和品行與智識程度、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的關係、犯後態度等等納入考量，這些皆是重要且艱難的問題。

(2)量刑調查辯論

從2012年底最高法院就二審判處死刑之案件首度開啟量刑辯論以來，最高法院從來沒有傳喚被告到庭。最高法院納入 被害者的意見陳述權，卻困守於「法律審」開庭被告須由律師代理，倒果為因地拒絕被告到庭。於量刑言詞辯論庭中，只見被害人聲淚陳詞，卻連本庭審判的主角——「被告」的人影也不見，這樣的「生死辯」，何來公平性、程序正義？

(3)量刑文字

分析樣本中，超過55%的判決使用「泯滅人性／天良」，也有超過40%的判決認定被告「罪無可逭」、「有永久隔離之必要」，再加上其他反覆出現的天理國法難容、令人髮指、人神共憤等量刑成語，幾十年來判決間抄來抄去，這些高度同質性、機械式無新意的用語，得出「求其生而不可得」前，判決甚至沒有展現出試圖「求其生」的理由。

(4)共犯量刑落差

共犯間經常出現「罪相同，刑不同」的問題，刑事程序在沒有具體的量刑審查標準下，在無法客觀究明共犯之參與程度、犯罪情節輕重等一切因素之前提下，不論死刑或無期徒刑之判處，恐怕都有違罪責原則以及憲法平等原則之虞。

(5)教化可能性

近來常常看到判決出現「教化可能性」，其實這個詞並不是心理學用語，而是法院創出來的詞，指的是「透過這個行為人的過去與當下，預測其未來的可塑性」，但是不只是科學難以評估一個人未來會不會再犯，法院更是沒有形成一套判斷標準。

就有無「教化可能性」一事，法院鮮少委由專業鑑定。又該用什麼證據去證明一個人「無教化可能」？教化可能性的內涵無絕對定義，操作上到底屬於迴避死刑或認定死刑的因素，其實全憑法官心證，成了量刑中最曖昧之處。

10.其他議題

(1)自首

死刑案件中有被告經自首尚被判死的情形。本報告所觀察之67件案例中，其中至少有6例（9%）有自首的適用問題，但就結論言，法官均認定各該案件不合自首之規定，故均不據以減刑。

(2)辯護人來源

如圖，超過一半的死刑被告無法自行聘請律師，需透過法扶或公設辯護人給予幫助保障其訴訟權，這或許某程度可以反映出台灣死刑犯的社經地位。

(3)判決公開情形

除若干案件和性侵情事有關不宜公開之外，死刑案件乃剝奪一個人生命權，理論上應可期待給予社會大眾檢視、警惕，乃至於受監督等效果，因此，死刑判決原則上應全數公開。

(4)改判紀錄

死刑判決中，有11例有改判紀錄，至於為何從較輕的刑罰改判死刑，值得繼續深入探究。尤其是杜氏兄弟案，在罪證不足的狀況下一審宣判無罪，其後各審均無提出更進一步的罪證，竟能改判死刑，令人無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