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斯閔（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

試著想像看看，有個城邦決定採納一組社會規約。規約開頭說到：人人生下來就有好好活著的權利，每個人不能因為任何原因，無理地被剝奪生命。

一則寓言

少數城邦還保有古老又殘忍的懲罰制度，鑄下大錯者會被驅逐出城，任他們在荒郊野外自生自滅；但是這組規約說，如果不是做出惡劣透底的錯誤，不能把犯錯者趕出去。過去已經被趕出城外的人（也許早在城牆下受苦呼救已久），城邦應該要敞開大門，寬恕和赦免他們，同時安排他們盡早回到城內安居。當然，規約還說了：沒有滿十八歲的未成年者和肚裡有寶寶的女性，都不能被丟到城外。這組規約最後一條強調：仍然存續著驅逐制度的城邦，不能藉此規約之文，拖延或阻止驅逐制度被淘汰。也就是說，應當盡速廢止驅逐的懲罰。

每條規約串起來組織成邏輯一致的同一語境，請問在這個語境裡，透露出什麼傾向和訊號？規約是希望人人都活在城邦樂土裡，或者它覺得陳舊的驅逐制度可以留用也沒關係？顯然答案是前者。因為裡頭沒有一句文字正面積極地寫道，城邦可以繼續把犯錯的人趕出城外。

公約和死刑

擅明言外之意的人都應該讀出來了。沒錯，以上是藉城邦寓言在講國際人權公約和締約國家的關係。某城邦同意採納一組規約，自願遵守規約的約束，如同現代國家簽署了國際公約並願意遵守，以台灣來說則是使之國內法化，成為在國內有法治效力的規約。這組規約的內容大致等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以下稱公政公約），驅逐出城的懲罰被我拿來類比死刑。

到這裡，我們可以回頭檢視條文，會發現其中有頗為主觀的部分，什麼樣算是惡劣透底的錯誤？到什麼程度可以算是公政公約所說的情節最嚴重？可能對缺乏社會底層視野的司法人員來說，燒機車縱火等於殺人，就值得死刑。在某些實務判例裡，司法人員憑著「最嚴重之罪」的認定，直接跳到應該判死的結論。可是如果有徹底抓住公政公約第六條的核心精神，如果融貫理解條文的前後語境，就會知道這種推論大有問題。因為公約的目標很清楚，它具體期待各國廢除死刑。

更嚴謹的狹義詮釋

針對公政公約裡頭「情節最嚴重之罪」這個詞的定義，2018年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發布的第36號一般性意見書，提出更精準而嚴格的要求：必須是直接與蓄意導致死亡的殺人罪行才算。事實上，在湯景華的案例裡，他還沒有達到直接與蓄意導致死亡，

就被法院判處死刑，顯然違反公約條文。此外，這份意見書還提到，不該對社會心理障礙者判處死刑，因為他們已喪失為自己進行辯護的能力，或者在道德規範上，國家也很不能將犯罪結果完全歸責在他們身上，而這個公約要求，也已經由最高法院透過李國輝的案例判決所明確肯認。

為什麼簽署公約就必須廢死

有人會說，公政公約第六條容有死刑的餘地，應該以公政公約第二任擇議定書為最終依據。意思是說，有簽這份議定書，國家才有廢死的義務。回到本文一開始的城邦比喻來看，這種論點完全忽視公政公約第六條的內容以及語境的一致性。

況且，如果暫時脫離條文、退到歷史層次來看，我們會發現，國際人權公約不是天外飛來的慨念性產品；人權價值的發想者和作者是一個個掙扎中的人，或是曾受壓迫、起而抗爭的群體。正因如此，司法實務界更不該蔑視歷史，妄自摘選人權公約的隻字片語，證成不合理的死刑制度。

如果用城邦寓言來說，那些曾被無理粗暴地趕出城外、已經死過、尚在城外垂死的人，還有對城外遭放逐者有同理且悲憫的人，他們就是那份社會規約的作者。他們深深明白政權體制可以是怎樣的殺人機器，所以希望驅逐的懲罰制度早日廢除，希望人人都能活在城內、活在保障著生存權的樂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