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制度、關於生命與人性的終極實驗。《最後的自由時光》

編按：本片為廢死聯盟固定放映影片，歡迎聯絡合作影片放映及影後座談事宜。

文/ 臥斧

※本文涉及動畫紀錄短片《最後的自由時光》情節，請自行斟酌閱讀

1980年，美國加州沙加緬度（Sacramento, California）的一個社區，發生一連串入室行搶事件，其中一起導致78歲婦人莉亞‧香德爾（Leah Schendel）死亡；因為該社區居民多為同樣上了年紀的長者，所以謀殺案使居民相當緊張。

不久之後，附近一名在鐵路公司上班的黑人員工比爾‧巴比特（Bill Babbitt）意外發現，自己的弟弟曼尼（Manny Babbitt）身上有來路不明的金錢，外套裡還有個已經壞掉的舊式打火機，上有縮寫字母「L. S.」。比爾認為曼尼涉嫌，考慮之後向警方告發；曼尼被捕，經過一年多的法庭審訊，在1982年7月6日被判處死刑，1999年5月4日執行──前一天，是曼尼的五十歲生日。

莉亞‧香德爾和曼尼‧巴比特都不是名人，查得到的資料不多；而以目前找得到的資料看來，曼尼也可能真的就是凶手──凶手伏法、正義得展，這個案例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但其實問題很多。

2015年，一部拿下許多當年及隔年影視獎項、也獲得2016年奧斯卡獎提名的紀錄短片，讓人重新思考曼尼一案背後隱藏的幾個議題，包括種族、軍事及司法制度，以及精神疾病。

這部短片，叫做《最後的自由時光》（Last Day of Freedom）。

《最後的自由時光》以動畫形式呈現，除了少部分書面以字卡方式出現之外，大多數內容都由比爾‧巴比特講述，動畫有時描繪比爾說話的模樣，有時則展現比爾回憶裡的場景。

先拍攝真人、再以動畫繪製的方式並不罕見，除了紀錄片之外，八零年代幾部有名的動畫電影也用了相同手法；不過《最後的時光》全劇大約三十分鐘，皆以動畫形式進行，除了統一氛圍，也在某些畫面上利用藝術技巧增添了更深的層次──例如比爾回憶搭車前往行刑監獄陪曼尼最後一程時，路上的車流僅以紅色車燈匯成的曲線表示，宛如流淌在脈管當中的血液，而豎在路旁的巨大廣告看板，則出現「BLOOD ON OUR HANDS」字樣。

比爾從自己與曼尼的幼年時光說起。

曼尼幼時遇過一場車禍，導致學習進度遲緩，多次留級。比爾在六零年代後半搬到沙加緬度後，有次打電話回老家給母親，才發現曼尼投身越戰（Vietnam War）。以曼尼的狀況不可能通過入伍測驗，但軍方需要兵源，所以直接把答案告訴他，讓曼尼順利入伍參戰。

越戰並非發生在美國本土的戰爭，到越南作戰的士兵比較像是被外派的職員，一定時間後就可以返回美國；曼尼前後去了兩次越南，參與了五場重要戰役，回國後明顯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問題，會突然認為自己仍然身在戰場，抓起一歲多的兒子、要妻子快找掩護。

曼尼被診斷出妄想型精神分裂，無法維持正常婚姻生活；經歷兩次離婚之後，曼尼成為街友。彼時工作穩定、已婚並育有三個孩子的比爾一家邀曼尼同住，以便就近照顧。比爾不知道關於PTSD的資訊，所幸曼尼雖然無業，滿口戰爭，對旁人也常出現挑釁舉動，但沒有惹出太大的麻煩──直到比爾在曼尼的外套裡發現那個打火機。

比爾敘述的口吻平實真誠，他坦承他擔心曼尼可能傷害自己家人，也明白如果協助曼尼逃走，自己等於也沾上了香德爾甚或其他受害者的鮮血；但告發曼尼，對於鄰居及其他家人怎麼看待自己，比爾也同樣地惶惑。比爾說服正在填彈的警員說自己能夠幫忙，接著在妹妹家找到正與外娚玩耍的曼尼，騙他出門；警察埋伏在附近的圍牆後面，順利逮捕了曼尼。

看來選擇正確的謊言協助了警方，但比爾沒有料到，自己終結了曼尼最後的自由時光。

警方相當同情曼尼的狀況，認為曼尼不會被判死刑；但因大選將至，檢察官力求表現，不但以死刑起訴曼尼、找來清一色是白人的陪審團，還在比爾對此提出疑問時直接了當地表示：自己不信任黑鬼。

種族組成失衡的陪審團、明顯歧視又有政治考量的檢察官，加上經常醉醺醺的公設辯護人，比爾無論擔任檢方或辯方證人，都沒有得到適當的發言機會；檢察官直指曼尼的PTSD是裝的，而公設辯護人沒有傳喚任何曼尼在越南的同袍出庭作證，也沒有聲請曼尼在美國或越南的就醫紀錄。

曼尼入獄，坐了十七年的牢後，1998年，美國軍方因為他因越戰受創頒發紫心勳章（Purple Heart medal），授勳時場中的海軍陸戰隊軍士一齊向曼尼敬禮，但雙手被銬在腰際的曼尼無法回禮。一年後，曼尼在死刑執行前拒絕了自己的最後一餐，並要求獄方將政府撥給他的五十美金專款贈與無家可歸的越戰老兵。

《最後的自由時光》沒有花太多時間控訴──要把曼尼五十年的人生濃縮在三十分鐘裡敘述，只能把每個階段都談個大概。但如此概略描述裡浮現的幾個問題，就像海面上的數角小小冰山，每個都在水面下拖著怪物般的巨大結構。

首先是階級。不大確定巴比特一家的社會階級，但推測起來應該不在中產以上，因為曼尼幼時車禍之後已經跟不上學習進度，不過似乎仍留在一般學校、不斷留級。這可能是曼尼的家長不知道應該將他轉往特殊教育機構，又或者知道但沒有能力這麼做──可能因為教育程度不高、可能沒有社服資源介入，也可能因為沒錢。

再者是越戰時期的美國軍事制度。《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Heroes: Mass Murder and Suicide）一書中曾描述越戰與美國在二十世紀參與的其他戰役不同之處，以及這些制度對參戰士兵造成的影響。就算不論這些部分，光是軍事單位為了增兵而故意讓曼尼通過測驗入伍，就是個很大的問題。

曼尼在入獄多年後雖因戰功獲得勳章，但軍方只顧著頒發勳章，並沒有主動協助曼尼的審判，有種捨本逐末的諷刺；而在曼尼獲頒勳章後，參議員黛安‧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並要求立法禁止軍方授與罪犯勳章，又是另一層諷刺。

無論是像曼尼這樣本來就有精神疾病的士兵還是入伍前很正常的軍人，在參戰之後出現的PTSD都沒有被公單位正視及照料，成為社會當中的隱憂。曼尼無法精確回憶自己為什麼攻擊莉亞‧香德爾，只記得當晚回家時，看到路燈投下的影子想起戰地的空襲轟炸情狀；按照證據推測，精神創傷發作的曼尼強行進入香德爾住家尋找掩護，在香德爾尖叫抵抗時毆打她，導致香德爾因面對突來的壓力而心臟衰竭死亡。

司法體系的參與者是另一個議題。別有所圖的檢察官、組成失衡的陪審團，以及完全失職的公設辯護人，讓司法體系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曼尼或許真是凶手，但並沒有得到公正的審判。

而檢察官、陪審團，以及前述的階級問題，還都與種族歧視有關。

比爾陪曼尼走完最後一程，受害者的家屬也在現場。比爾可以同理受害者家屬們的心情，但他認為「我們都是這場實驗的共犯」。行刑結束後，比爾與妻子沒有回到家族其他人的身邊，而是到海灣去待了看來無所事事、和平的一天。他知道家人們都很煎熬，但他不知道如何面對大家。

一直很平靜的比爾，最後還是失控了。他不停道歉，哭了出來。

比爾為了什麼道歉？或許他認為自己「出賣」了弟弟，但以種種層面的考量來看，這其實是個「正確」的決定；真正讓曼尼躺在受刑台上死去的並不是比爾的決定，而是他口中的「實驗」。

那是關於人類種族之間的相互歧視、資本社會階級的形成與難以流動、司法與政治的算計，以及賦予國家「合法」力量去終結某個成員生命的實驗。

《最後的自由時光》開始時，比爾說自己支持恢復死刑，因為他認為死刑處決的都是「別人」，事不關己。

這或許是比爾真正覺得抱歉的事。

像曼尼這樣一樁並不特別的死刑案件，可能與許多社會議題緊密扣連，每個死刑判決都是變因非常多、難以控制的巨型測試，關於時代、關於制度、關於生命與人性的終極實驗。

某人有某些問題，並不能因此讓他的殺戮行為變得合理。

國家等級的殺戮行為亦然。

（本文轉載自臥斧Medium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