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威權的影子

而在解嚴前，1986年的湯英伸案也曾受到民間團體（當時的黨外組織）、律師、宗教界、文化界的救援，《人間雜誌》甚至大篇幅報導湯英伸的人生故事，專訪各界評價。這位史上最年輕的死刑犯遭槍決時年僅十九歲，他因家中經濟環境不佳隻身前往台北工作，卻遭到老闆剝削，在受到歧視、被扣留證件且過度勞動、沒有薪水的情況下，殺害老闆夫妻與老闆的女兒。湯英伸案也顯示，即便是罪證確鑿無可疑義的案件，案件中加害人的人生還是有被看見與理解的可能；也唯有去關注到犯罪成因，才更可能杜絕犯罪。

也許有人會說，馬曉濱案、湯英伸案是少數，冤案如江國慶、盧正來不及平反而被槍決是少數，蘇建和、莊林勳、劉秉郎、徐自強、鄭性澤、謝志宏被冤罪判死後平反是少數，不同時期的個案也都有不同情況，但也正因如此，我們是否有機會重新思考：我們的國家依然需要死刑制度嗎？死刑在台灣最初被獨裁者作為消除異己的手段，而後又以治安之名行控制之實，意圖以重刑穩定社會，終究成為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

翻開《台灣人權雜誌—死刑彙編（壹）1990年》，即使當時以馬曉濱案作為探討死刑的主要案件，上述談及的論點至今仍舊鮮明。民主化的社會不應讓死刑假穩定治安之名，成為政治人物的遮羞布。當時擔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的陳菊曾寫下〈緊握死囚的手〉一文，不僅談馬曉濱案，也談廢除死刑的價值：「沒有人有權決定以別人的生命作為試驗與祭品，而我們也不應該拒絕借鏡別人的經驗，非要再三運用死刑這種早已被證明失靈的特效藥。」如今國家人權委員會在今年揭牌成立，擔任主任委員的陳菊在廢死議題上更應該當仁不讓。

回首死刑的歷史，單談馬曉濱案、湯英伸案，或者江國慶、盧正；蘇建和、徐自強、鄭性澤、謝志宏固然是遠遠不足的。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借鏡已經廢除死刑或尚未死刑的國家，並非是要無端植入他國經驗，而是希望了解更多不同國家關於死刑的討論。從過去「唯一死刑」談到民主化社會下被政治操控的死刑，面對不同類型的重大刑案，我們也談犯罪被害人應有的權利與協助、研究近年來精神疾病犯罪者在法條上的適用及處遇、探討更多的犯罪成因、以公民審議的方式討論死刑廢除的替代方案……我們做得的確還不夠多，也還會繼續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