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惠菁（作家、衛城出版總編輯）

四月，顧玉玲在messenger上敲我，說了《審判王信福》的拍片計畫，問我願不願意演審判長。我立刻就答應了。其實，我心裡一直覺得，2006年我因為故宮南部分院案被起訴，官司歷時三年，這個經驗不是我自己的，可能有一天，適當的事情和時機會到來，這個經驗可以拿出來貢獻給社會。

這是一個奇怪的邏輯？按理說，可以拿出來「貢獻」的，應該要是「好事」才對。那明明不是什麼愉快的經驗，我心裡卻有那種感覺。不是諷刺，也不是帶著什麼怨恨，想說把它丟回去給誰的那種。而是真的覺得，或許有一天，這一切都會有用。就這樣，不知不覺我都已經無罪定讞八年了，忽然顧玉玲找我。我想，那應該就是這個了。立刻答應。如果能幫助我們同理冤案中的人，我的經驗在此雙手奉上。

故宮南部分院案

2006年，在我離開故宮三年之後，我被以辦理故宮南部分院工程總顧問案圖利他人的罪嫌，和前院長、前副院長、兩位建築顧問一起被起訴。我們的案子在一審宣判無罪，二審無罪定讞，全案歷時三年。

那三年真的很辛苦，最辛苦的是調查階段。因為資料不公開。我已經離開故宮三年，手邊什麼資料也沒有，很難回答那些氣勢洶洶，且預設我有罪的問題。待真正被起訴，我當初經手過的公文檔案卷宗公開後，狀況才比較好轉。對我而言規則變得公平，有資料我就可以說明，也可以讓客觀的事實被看見。

和恐懼相處的日子

然而，即使我理性上知道自己沒有犯罪，在官司真正宣判之前，我還是經常一個人陷入恐慌的情緒之中。那是對「溝通」信賴感很低的三年。始終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恐懼是：雖然我知道真相是什麼，萬一法院在乎的根本不是真相，而停留在捕風捉影的推測；萬一沒有人在乎真相，就是要入我們於罪，我該怎麼辦？

和恐懼相處的日子，有時好點，有時很糟。我想許多人應該都有這樣的經驗：精神好的時候，不會想太多；精神不好的時候，心裡的陰暗面積會倍數擴大，會無法控制地往壞處想，有一個壞的無底洞就在腳邊而自己正不斷地掉下去。更具體地說，當時我經常感到自己像是住在一個洞穴裡。在洞裡的我，有照明，照得清楚事物。但當我要走到洞外，往外說話的時候，卻不知道外面的人有沒有在聽。洞穴很深，石壁很厚，我的聲音好像被封住了，傳不出去。

現在我已經知道，那時就是比一口長氣。唯一的辦法，是自己去把事實過程、證據建構起來，一次又一次說明，一次又一次整理，直到能夠從洞穴走出去。要自己去把洞穴內外的邏輯理路給接回來，不能被岩壁擋住，不能被懷疑的眼神止語。要一直走，一直走，一直到走到洞外去。我在一審即遇上了認真的受命法官，判決書非常詳細地重建了事實。在我的案子裡，這個過程花了三年時間。

法官從來不看他

但是冤案21年，被判過7次死刑，經歷過70位法官；同為《審判王信福》的演員，徐自強則說，他所遇到的狀況，法官從來不看他，都是在翻卷宗，也不知道有沒有在聽。鄭性澤的經驗也是一樣。當我演審判長，一開始我演得很嚴肅，盯著律師和被告看。他們兩個人都立刻發現問題。導演剛喊卡，阿澤就說，法官不會看被告。聽了他們說，我才意識到，有些案子之所以是冤案—如徐自強案和鄭性澤案，纏訟那麼多年才終於平反，果然還是有原因的。他們遭遇到被忽視、聲音傳不出去的情況，遠比我嚴重。而且他們面對的是死刑。

我們的法官和檢察官都很忙碌辛苦，工作量很大。但受了冤枉、不被聆聽的被告，就像是一個人被留在黑暗的洞穴中，隨時有可能不明不白地付出生命。當初我感到自己被冤枉，所經歷的恐懼不安，是真實的。現在仍然在冤案之中，在法院、在某些社會定見裡發不出聲音的人，也是如此。幽閉的恐懼和孤獨感，請大家試著想像一下。

那洞穴就是我們，那岩壁就是我們

當機構和制度犯錯的時候，我們需要拉住繩索，讓當事人不會被孤獨地遺落在洞穴裡。因為那令他們感到聲音發不出去的岩壁，或許就是由我們的法律制度目前仍有的不足之處，與社會隨口的主觀成見和輕信所構成的。那洞穴就是我們，那岩壁就是我們。因此我們也要負起責任，去打開洞口，讓受害人可以有機會走到洞穴外來。 

關於王信福案，和《審判王信福》這部片，廢死聯盟已經有許多文章。我從自己親身有過的經驗、當事人感受的角度寫下這些，希望能為王信福案多喚起一些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