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斯閔（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

刺眼艷熱的陽光、沙灘、海洋與死刑，幾乎是卡繆作品恆常出現的元素。1913年卡繆生於北非阿爾及利亞，1960年和出版社編輯駕車回巴黎路上意外車禍死去。今日時空遠遠相隔來看，卡繆依舊迷人萬分。他激盪過無數人心，其中萬分之二是無境文化總策劃吳坤墉和高院法官錢建榮。2012年無境譯介《思索斷頭台》這本論死刑的著作，吳錢兩位在新書座談會上相知相談。時隔八年，再次邀請他們談談卡繆。

第一人：成長背景

事情是怎麼開始的？聊他們與廢死議題第一次接觸，從青春的當初說起。吳坤墉在巴黎讀社會學和政治哲學：六八學運、催淚彈、學生團體在波特萊爾走過的街巷和警察打游擊，他感受過那樣的餘溫。起初以為吳坤墉的叛逆不羈應該渾然自成。他坦言：「我以前也覺得作奸犯科的人去死，剛好而已。」一旁錢建榮附和：「我大學的時候也是。」或許自我覺醒不可能輕鬆順遂而得。

1987年台灣解嚴，當時錢建榮在輔大法律系讀書，吳坤墉則是準備進台大社會系的大一新鮮人，那是少年家戴著圓圓厚厚大框眼鏡、穿牛仔褲站三七步就自以為很酷的年代，「我們都成長於威權時期的台灣。」他們比對一下年份，其實威權沒有離得太遠；也可以說還沒完全離開。正因為強烈感受過，更需敏感戒慎。

要明澈卡繆的思想，一定要回頭看他的生平。吳坤墉強調，這也能解釋為何至今他還是那樣吸引人。卡繆誕生在法國殖民下的阿爾及利亞，極其貧窮的地方，爸爸一戰時為法國赴前線而死，這個遺腹子被不識字的純樸媽媽和阿嬤扶養長大。中學時代，哲學老師特地跑到家裡和卡繆的祖母力爭：這是我班上最優秀的小孩，千萬要讓他繼續讀書，別太早去做工。二戰德軍佔領期間，卡繆也冒著生命危險投入反抗軍的地下刊物《戰鬥報》（Le Combat），擔任編輯和記者。

荒謬和反抗

戰亂捏塑著人的思慮。卡繆成長於法國殖民下阿爾及利亞，對於當時不同族群遭遇之制度性的不公平對待，深感憤慨; 隨後一股「以種族主義為基底,用極權手段使國家強盛起來」的惡風吹來，不僅在德國與意大利，歐洲各地都見法西斯主義興起，令人憂心。此時卡繆大約二十九歲，接連完成小說《異鄉人》、哲學論文《薛西弗斯的神話》和劇作《卡里古拉》，這些著作都談到存在主義人的生命狀態，一般稱為他創作的荒謬期；之後《鼠疫》和《反抗者》等等則是所謂的反抗期。筆尖隨意志而走，卡繆的創作發展暗暗映射著時局。

「就書名La Peste 來說，譯成『鼠疫』比『瘟疫』恰當。」前任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理事長，吳坤墉耐心解釋：卡繆這本書1938年開始動筆，彼時希特勒已透過合法民選取得執政權，二戰蟄伏待起。後來1946年歐戰結束，隔年全書定稿出版。「他選擇用黑死病的意象來講納粹。」納粹德軍穿棕色制服，當時法國人稱他們棕色鼠疫（peste brune）。疾病就像某種體制權勢的毒，每個人隨時隨地都可能感染——現今肺炎病毒大流行，類似的非常狀態近在眼前——起初天真悄悄地交付讓渡，等到病毒肆虐風行之時，封城。所有意義和情感社交崩散。

二戰後各國忙著建立新社會，卡繆懷抱高度理想，但他對任何可能變得危險的政權極度小心。相較之下，沙特（Jean Paul Sartre）可說是無條件支持史達林的極權政權。兩人友誼分裂，只要卡繆提筆批評，沙特和他在 《現代》雜誌（Les Temps Modernes）的盟友們就會強烈回擊，卡繆幾乎無地容身。吳坤墉提醒我們從成長背景來想：「沙特就是一個中產階級，卡繆是很底層出身的。」錢建榮聽了有感而發：「難怪我不喜歡沙特。」1954年阿爾及利亞開始長達八年的流血獨立革命，卡繆沒為任何一方背書因而飽受批評，後來他在文壇相對黯淡安靜。1957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對他來說是意料之外的驚喜。

反對死刑的一貫精神

卡繆作品有多少成分是為了社會批評？錢建榮談起自己的解讀：「我一直覺得，他從頭到尾都想講死刑。」文學只是起點。《異鄉人》主角失手殺人被判死，其實應該算正當防衛，可是身為被告他一句話也不能說。《鼠疫》裡塔盧原先摯愛仰慕著檢察官父親，直到發現爸爸在法庭上如何用力致人於死，爾後塔盧一看到那本父親的鐵路指南就會因厭惡而發抖。關於廢死的呼籲，錢建榮猜想，可能當時法國社會還是不太理睬，所以卡繆決定不再用故事包裝，1957年《思索斷頭台》直接用社論正面對決。

或許這樣解讀一點也不「文學」，但不無幾分道理。吳坤墉稱讚錢建榮真的是卡繆知音：「這一路走來，卡繆完全知道國家要為惡的時候，可以有多可怕、多麼的壞。」即便國家在不為惡的時候，那個宰制人民的潛質仍然一脈相承。

錢建榮在劃滿螢光筆的書裡翻找：「害了鼠疫是一件讓人疲倦的事，但拒絕害鼠疫卻讓人更疲倦。」身為一個拒絕信奉死刑的人，他被這句話深深打動。「其實想要殺人的慾望和氛圍就好比鼠疫。」國家可以合法殺人，這就是最大的荒謬。該如何對待荒謬？我們或許認為，法官在體制內有施展空間；錢建榮說他對個案可能有決定權，事實上多數時候他只是個被司法行政體系宰割的人。「整個城市攤掉了，你只能一個一個救。」他覺得自己像《鼠疫》裡面的李爾醫生一樣無能為力。

司法能有文學的溫度

「我常開玩笑說，我是另類司法世家。」錢建榮的父親是法警退休，母親過去經營司法院餐廳多年，家裡還送司法報紙。自小在其中沒錯，但終究帶著來自底層的眼光看整個體制，和卡繆的觀點巧相呼應。司法高權的後代往往容易站到重要位置，父執輩在黨政不分的年代做了糟糕的事，有包袱的人要怎麼推翻。或許這也是台灣司法轉型正義遲遲難推進的原因之一。

說起自己何等愛卡繆，錢建榮像一個放學後還得補習、肩負沉重書包的小孩，跑去買熱騰騰紅豆麵包大咬一口下去那樣的安慰和滿足。笑稱自己從來都不是文青，他卻不只一次在判決裡引用文學：關廠工人案的尾巴是卡繆《快樂的死》、某次行政訴訟庭拿張娟芬《殺戮的艱難》來鼓勵原告被害人。他相信判決不只是框架和官樣行文，應該要有血有肉；所以錢建榮把一個個判決當作品來寫。

出版作為一種反抗

文學不只有溫度，還有深及價值的力量。吳坤墉出版「奪朱」系列叢書取「惡紫奪朱？何不讓它萬紫千紅」之意，盼望帶來多元思辯。他憶起一段往事：2010年以前台灣曾有四年多的時間停止執行死刑，「你看當時犯罪率也沒有提高。」他以為知識界和政治圈有起碼共識，所以打算先出版雨果的浪漫主義小說《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從情感面和大眾對話。無奈當局恢復執行救民調，他回頭選擇卡繆的議論作品《思索斷頭台》為先。

談起作家和作品，吳坤墉熱切誠摯，他眼裡綻著絢爛。在他背後應該是塞納河畔咖啡店漫遊者這樣的巴黎風景。吳坤墉後來選擇回台投身出版事業：「我長時間思考和閱讀的東西，我想分享和傳散出去。」即便聲音影像媒介很重要，他認為文字與書本還是比較有助於深思熟慮。

2019年無境出版《異鄉人：翻案調查》從卡繆筆下那個沒有名字的阿拉伯佬出發，顛轉視角重寫故事。吳坤墉邀請作家卡梅．答悟得（Kamel Daoud）來台，談當代阿爾及利亞和阿拉伯世界種種議題，「關於殖民和脫離殖民後的狀況，在台灣一直缺乏深刻討論。」吳坤墉織起概念的網，牽引台灣讀者認識好大好大的這個世界，裡頭有政治和社會現實反省。他再三強調：「批判的政治思考是為了揭露與對抗宰制，同時追求個人與群體的自由。」其實每件事都關乎政治，文學也是。經營出版不容易，疫情又讓一切變得更加嚴峻。受訪這天吳坤墉穿一件深色西裝外套，肩膀顯得硬挺寬厚，看起來荷負沉重。

在台灣推石上山

《思索斷頭台》卡繆直球探討死刑的荒謬與惡，出版二十五年後法國廢除死刑。這本書2012年在台灣出版，「希望二十五年後台灣也沒有死刑了。」錢建榮在當時的新書座談會上這麼說。時隔八年，吳錢兩位再度聚首，來不及問問他們覺得台灣的廢死運動是退後了或前進。

作家、記者、哲學家、劇作家、知識份子和意見領袖，卡繆同時有好多身分；吳坤墉和錢建榮各是出版家譯者、學者和法官。或許這些職業分類都不涉及本質，因為他們都清楚明白最荒謬的荒謬，每天每天，在龐大痛苦沮喪失敗和一點點希望之中存在。他們反抗，他們都不願讓人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