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奕靜（廢死聯盟執行秘書）

曾赴英國求學，歸國後又拜訪荷蘭法扶，辦理過臺灣美國無線電公司污染案（又稱RCA案）、吳敏誠、謝依涵等案的李艾倫律師，同時學有基本溝通沒有問題的日文與法文。原先深怕沒能與律師暢聊，幾分鐘後映入眼簾的則是一身休閒服裝伴著輕鬆步伐走來的律師，她靦腆隨意地引導我們到會議室，似乎也有那麼一點緊張。

歷史？考古？法律？

「若沒有的話成為律師的話，現在可能會是研究員或者老師。」高中時期歷史成績最好的艾倫，原先想要考的其實是歷史系與考古系，只是在聯考的時代，成績優秀的她基於務實的考量也顧及父母的擔憂，挪移了她的志願序。

問起學習法文與日文的淵源，艾倫笑著說，是因為十分喜歡法國的電影，私下喜歡法國新新浪潮代表之一的導演法蘭索瓦·歐容（François Ozon）的懸疑歌舞作品《八美圖》。不同於美國電影英雄主義式、相對浮誇且容易預測的展現手法，法國電影即使在劇情進展上沒有太多的琢磨，角色對白的巧思卻凸顯了對話中的機鋒交錯，同時投射出了許多不同的思考，是她在多年後都依然能有所感觸的。「不太想要再去學法律相關每天都在接觸的東西。」於是從荷蘭回到台灣後，便開始學習法文，也期待著有天若是到了法國能夠用上，然而好巧不巧就到了現在仍沒有機會去法國，法文於是成為她新的一項語言能力。

喜歡讀日本小說的艾倫，談到喜歡的日本電影，第一個想到的便是枝裕和的《第三次殺人》。「但是這個答案太無趣、太法律了！其實是枝裕和的作品都喜歡，像是《比海還深》。」艾倫思考了一下這麼說道。她依舊喜歡那些日常的場景，瑣碎中卻引發省思。也因為喜歡到日本旅遊，更有機會用上日文。

在那多數人的選擇之下

原先就有出國念書計畫的律師，由於當時大環境的氛圍都選擇美國，自己偏偏是在英協學的英文，同時基於經濟上的考量，便去了英國；而這個選擇，悄悄地改變了她的路徑。「我覺得我後來會來法律扶助基金會，或者留在公益界跟當時去英國念書有關。如果當時去美國，可能就會進入大事務所，那樣子比較符合我當時對未來生涯的想像。」英國的留學經驗裡，艾倫學習到的與財經法不太相關，反而是關於國際環境關係、國際戰爭法與國際人道法，也是因為如此，回台灣後決定先不要在事務所工作，正巧碰到當時有朋友在法扶工作詢問自己的意願，便來到了法扶。

也曾經在荷蘭法扶交換實習一個半月，每周會分成不同主題去不同機構或部門參訪，主要去的地方屬於福利機構。「會覺得台灣很多制度設計是以防弊為出發點，然而荷蘭也許因為本身就是一個福利的國家，雖然稅付高但同時福利制度也較健全，他們是以如何可以解決問題的角度出發。」艾倫一語道出她的觀察。相較於其他國家，荷蘭行事注重協商、合議，不太會有什麼強人意見領袖的情況出現，也因為事情多是經過大家協調的過程，所以即使本來可能對這件事情持反對意見，就變得較容易接受；本來在意見上較優勢的人也必須要有所妥協，而不是贏者全拿。防止資源濫用方面，荷蘭會切實的去進行計算，考量在整體開銷而言，是否反而花了更大的成本在思考設計防弊機制。這樣的經驗也豐富了她思考事物的方式。

重疊的不平等—性別與年齡

「我一開始一定會穿套裝、穿高跟鞋、畫全妝，因為我不想被當成是一個女秘書。」即使擔任實習律師時艾倫的老闆是一位女性律師，在性別與階級的重疊運作之下，仍難逃整個時代氛圍的弊病。這樣的年齡與性別的階級經驗並非她所獨有，當時其他同齡的女性律師也有類似的情況。「並不是源於秘書就能夠被輕浮對待或者職業貴賤，而是做為女性，能否被視為專業人員的問題。」艾倫強調，甚至曾在剛開始執業的一、兩年，老闆收了一位男性實習律師，她不只較他資深，也是案子的主辦律師，客戶卻只是一直向男性實習律師說明。後來也曾有次在案子一審過後，客戶沒有緣由地告知法扶下次訴訟想要換成男性律師，即使該案並不是屬於性侵案件的性質，在情緒上需要相應的協助。

無論如何，社會中對於女性專業者總有著有形或無形的箝制，使人難以自在施展。有時所謂的性別平等彷彿只是形式上的完成，而非具體實踐。直到艾倫也隨著職業年資越來越高，「我不知道是隨著年紀以及專業所以讓這樣的問題消失，或是說其實背後還是有這樣的情況，但因為我已經比較有經驗所以較沒有那樣的感受了，我不知道。」艾倫並不認為性別的困難是直面而來的惡意，也許更多的是對所謂不平等的陌生、不理解之下與整體社會結構產生的。例如在訴訟與非訴訟案件中，非訴訟案件的女性律師比例也較高，面談的需求與否顯示出很直接的反應。然而她們依然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了。

為死刑犯辯護

作為辯護律師，艾倫認為每個人都有接受專業律師為其辯護的權利，無論是否是死刑犯。固然死刑犯的案件受到的壓力會較大，家人也可能會有一些意見，倘若是受到高度矚目的案件，這份社會矚目會使得法官在進行時可能往較好的方向，卻也可能較壞。但同時也是讓自己有機會重新檢視自身處事角度，「甚至可以發現到說原來自己以前這樣想，自己都沒有察覺。比如說有些跟性別議題或精神障礙有關的案子，在接到案件以前的想法可能是一種，但接到案件之後也許會改變想法，也許不會，就能意識與辯證自己的想法。」對律師而言，這些也都是審視自己的一種過程。而除了過往學識經驗累積使她的立場偏向廢死，在案件進行時認識理解個案後，李艾倫也更加確認自己一直保持的理念是沒有錯的。

問及是否有印象深刻的案子，李艾倫律師說有好的、壞的，也有感觸良多的，曾辦理過一個案件是一位父親將他腦性麻痺的兒子親手掐死了，整個過程她都難以用語言形容，不只是當事人，當事人的太太每次面談也都會陪同前往。當事人不太願意回想當時發生什麼事情，反而太太總是滔滔不絕、激動地說她是如何帶這個孩子成長、怎麼樣到處碰壁、孩子如何在學校受到欺負，帶回家後又遇到什麼樣的困難，也有關於太太的自責。在某些少年案件中，也有孩子的親生媽媽都說：「唉唷，沒救了。就讓他進去關一下。」即使該案對律師來說是仍有可爭取之處。「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沒有當媽媽，而且我的家庭也跟那些個案很不一樣，一開始辦的時候就會覺得，怎麼會這樣子？」艾倫分享道。也許在辯護工作之外，她多了一種對不同價值觀的好奇，總是驅使著她在不同於自身的場域試圖理解。

時間是你的本錢

末了，我們問艾倫是否有什麼話可以向新進律師分享，她說：「如果在能力範圍內，時間及金錢也允許的狀況下，多去接觸無論法律內或法律外的事物，年輕的時候，時間就是你最大的本錢。」一如律師所經歷過的那樣，透過不同的經歷去與內在的自我碰撞，省視自身，與眾不同的她似乎未曾選擇那些大家都在走的路，而是選擇了那人跡罕至的一條。形容自己有點懶散但在我們看來實則叛逆的她，也許還是依然會過著看電影、閱讀日本小說，偶爾也到健身房、踩飛輪，同時也在法庭中不遺餘力為當事人辯護的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