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禮涵（廢死聯盟執行秘書）

編按：本篇為2020年3月份開展的「她們，他們」專題採訪之一，針對過去與廢死聯盟有合作與交流，不同國家中同時為廢死運動共同努力耕耘的女性，談談她們在廢死運動中的種種，本次以視訊的方式採訪到曾任亞洲反死刑網絡主席的饒兆穎，她的分享充滿了堅持不懈的溫暖動力。因電子報規劃將此主題分為上、下兩期呈現，本篇收於「她們，他們」（上）《廢話電子報第125期》。

長期投身社會運動的馬來西亞律師饒兆穎，同時也是馬來西亞「乾淨選舉聯盟」的成員。

馬來西亞於2020年2月間，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動盪。2018甫執政的希望聯盟由於內部紛爭，迫使九十歲的首相馬哈迪請辭。且多數黨員紛紛出走的情形下，導致執政聯盟黨最終在國會下議院失去半數優勢，內閣瓦解。首相的位置一直到二月底才確定由土著團結黨主席慕尤丁接任，作為馬來西亞第八任首相。

換了政府，政治的不穩定對於廢死之路又是更加艱難。不想講的太負面，但饒兆穎律師也苦笑地說：「新政府的上任，也難免會擔心過去和政府交涉的努力都要重新開始吧。」

馬來西亞的廢死之路

馬來西亞和台灣一樣，一直是保有死刑的國家。更甚者，馬來西亞一直以來都有唯一死刑，有十一項罪名在馬來西亞的審判中是只能處以死刑的，連量刑的空間都沒有。

2018年馬來西亞經歷了61年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當時新任政府有意朝著廢除唯一死刑的方向前進。而公民社會及團體持續跟政府爭取，希望政府考慮不要只是廢除唯一死刑，而是全面廢除死刑。

好不容易有所進展了，卻隨著今年更加保守的新政府上任，新任主管法律事務的部長作為穆斯林保守派，曾發表過廢除死刑並非他們要著重的議題等言論。另一方面，團體間是否要承認新政府的合法性也攸關著廢死運動的方向和推進，因此路線的重新定位也就成了新的命題。

廢死運動乃至於任何的人權運動，政府的組成、政治的動盪都是運動中很不可忽視的因素，從兩年前的政黨輪替中燃起希望，到今年遇上如此風起雲湧的改組，饒兆穎律師因此有了更深的體會，但其中卻也伴隨更多徒勞的無奈。

怎麼走到了法律這條路

「也沒有想過念法律系以外的其他科系吧。但如果不做律師，我應該會以畫畫為我的志業喔！」現在業餘也畫畫、放鬆時也畫畫，尤其水彩畫是饒兆穎律師最擅長的。水墨顏料的畫作世界，相較於現實的人權法律，多了幾分鮮豔色彩。這也成了饒兆穎律師最好的紓壓管道。

而選擇法律系最主要是受爸爸影響，饒兆穎律師有一位律師老爸。從小就看父親接了很多人權相關的案件，無形中早已確立了饒兆穎律師走向法律這條路。饒兆穎律師笑說自己是在典型的華人家庭長大，小時候父親並不會與她多談些什麼，但現在當饒兆穎律師在案件中遇到瓶頸、在運動中遇到困難，爸爸仍是他最好的軍師。家庭的緊密連結也成了饒兆穎律師無後顧之憂的理由。

大學畢業後，因緣際會參與一次讀書會，針對人權、移工、死刑等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認識了一群社運界的朋友、進入了隆雪華堂民權委員會。一路走來參與各個倡議活動，馬來西亞的人權團體也在這十幾年的路上逐漸組織成形，與律師公會、國際特赦組織等有更多的響應和連結。這些經驗亦奠定了饒兆穎律師對於人權的認識和理解。

馬來西亞人在新加坡遭執行—Kho Jabing案對饒兆穎律師的影響

令饒兆穎律師最印象深刻的挫折是Kho Jabing的案子。馬來西亞公民因為強盜殺人案在新加坡被判死刑。但該案的被告是在強盜之下，不慎失手將被害人殺害的，這也顯示被告並沒有預先計劃，而是過失殺害被害人，應不屬於兩公約所指涉之「最嚴重犯行」。

一路從開始倡議、連署奔波、要求寬赦、與律師商討策略等多管齊下，該案在饒兆穎律師與救援團體努力之下，曾在一次的上訴中改判無期徒刑，最後仍逃不過死刑判決定讞。執行當天，饒兆穎律師早上六點即到樟宜監獄外等候，直面家屬的煎熬和悲痛，這個衝擊在饒兆穎律師心中久久不能忘懷。

「憤怒與悲傷才會有繼續下去的動力。」話鋒一轉，這是接下來饒兆穎律師和我們說的，每當碰到巨大的挫折時，相較於去消解、遺忘，她會把自己關起來，去沉澱、去記住這個力量，再往下走。對她來說，記住這個力量往前走是非常重要的。

毒品判死—我們終究解決了什麼？

在馬來西亞，目前共有1,280名死刑犯，其中又以毒品犯罪佔最大宗。是什麼造成這樣的現象呢？饒兆穎律師和我們說，事實上很多時候，因毒品被定罪的人都是20出頭歲的年輕人。他們可能剛出社會認識了一些錯誤的朋友、或是他們希望可以有賺多一點錢的機會，因此很容易就會掉入這個陷阱中。但這些人往往不是背後的集團，而是整個犯罪系統中很小的一個，被利用的棋子而已。然而他們要承受的懲罰卻是不可逆轉的。「而這麼多年以來不斷地對這些『跑腿』的人執行死刑，卻沒有真正解決社會上毒品氾濫的問題。對我而言，這不是一個平等且合適的刑罰。」饒兆穎律師說。

毒癮跟藥物濫用並不是一個犯罪問題，而應該是一個藥物問題（medical condition），但我們的醫療體系卻沒有真正的對症下藥，導致這些藥物成癮者只好去偷竊、搶劫，造成更多的社會不安，也導致社會中對毒品使用者的觀感變得負面，要求死刑的民意就會看似更堅定。

然而毒品判死，我們終究解決了什麼？

宗教在死刑議題中的定位？修復作為有錢人的籌碼？

馬來西亞的國民大多都有宗教信仰，尤其又以六成的民眾信仰伊斯蘭教佔最大宗，第二多則為佛教，也有近兩成的佛教徒。因此當我們討論到馬來西亞的死刑議題，宗教在其中踩著怎麼樣的立場，也成了值得探討的命題。

饒兆穎律師曾在一次講座中邀請到佛教的法師，希望以佛教的觀點及角度來解釋對於死刑的看法。起初法師再次重聲了佛教不殺生的價值，但接下來卻又在各個重大刑案中改口，認為在這些情形下他們還是支持死刑的使用。如此矛盾的說法也讓饒兆穎律師無法苟同，原先期待聽到宗教能夠以教義出發來談，最後卻仍淪為世俗的角度，喊著死刑使用的正當性。

至於伊斯蘭教，他們教義中的說法是「鼓勵寬赦」，因此若是受害者家屬決定原諒，那麼國家也不該堅持死刑的執行。然伊斯蘭教教法中賠償的教條，其更是取決於加害者家屬是否有錢、有資本作為賠償工具，那麼修復一途終究淪為有錢人逃過一死的管道。而我們不能迴避的問題是：那窮人呢？

在饒兆穎律師的經驗中，宗教內部對於死刑課題也是充滿掙扎及不確定性。因此對她而言，回歸到普世人權價值來談死刑，才是最根本且堅定的討論方向。死刑是違反人權的，這個信念的根基才是屹立不搖的。

從律師到社運工作者—廢死路上的愛

「不像你們台灣，有TAEDP（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啊，我們目前的方式還是各做各的，需要合作時大家會一起，但由於人力、經費等資源的限制，馬來西亞至今未有一個專門作廢死運動的團體。」饒兆穎律師說。

律師和社運工作者，饒兆穎律師有著兩種不同卻都很重要的身分。「律師可以深入一個案子，也是最後真的能夠實質救援到當事人的角色；而社運工作者則是承攬更多的教育大眾、倡議的工作，也是能夠長期陪伴支持在當事人和律師身邊的角色。」

相較於律師，社運工作者更是饒兆穎律師熱愛自己的模樣。律師最要在乎的是眼前這個案子的策略。但跳脫出來，轉換成社運工作者時，她發現自己能夠有更廣闊的眼界去思索事情的面向，要怎麼在加害者家屬跟受害者間找到調解的方式，以及要如何同時面對政府、群眾、及媒體，每一步的考量都需要小心翼翼的處理，而這些經歷也的豐富了自己。

「尤其做廢死運動的這條路，我真的認識了好多朋友、好多有理想的朋友。而且每次在國際會議上碰到時都可以取暖，因為我知道我們都經歷相近的事情、我們都為相同的價值努力，對我來說這才是最重要的。」饒兆穎律師說。

「死刑有什麼意義呢？」這個疑問總是在饒兆穎律師心中打轉。

「每一次聽到死刑的執行，我都會有種大大的無力感。讓我繼續下去的動力，除了是不想被這種無力感打敗，更多的是因為我曾跟死刑犯家屬共同努力過，他們的愛和堅持無形的在推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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