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了一個偷飛機的人

（本文轉載自作者之上報專欄）

文/ 張娟芬

今天下午四點，我恰好結束一個死刑案件的閱卷工作，和工作伙伴們一起步出最高檢察署。伙伴接了一通電話以後說：「執行死刑了。李宏基。」

李宏基，跑到幼兒園去跟前妻搶小孩，在爭奪的過程中以尖刀刺殺前妻。把大女兒搶到了以後，他開車逃跑，在車裡燒炭要與女兒同死，直到自己昏迷，車輛擦撞護欄停下。前妻與大女兒送醫後都宣告不治，李宏基卻被救活了。

他一審被判處一個無期徒刑（殺小孩的部分）與十五年有期徒刑（殺前妻的部分），尋死第二度失敗。此後，李宏基在法庭上積極地表演「惡人」該有的樣子，終於贏得死刑定讞。李宏基的判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424號刑事判決）曾經引起法界笑談，因為在法官筆下，尊重生命是西方專利，東方則至今還在包青天：「於東方世界，自古奉殺人償命為鐵律，咸認天經地義，尤其華人社會，視聽包青天故事，『開鍘』一聲令下，莫不大快人心，於今猶然。」彷彿東方各國凍結於幾千年前，近代的法治發展都是夢幻泡影。

李宏基案，和我寫過的鄧武功案（見《殺戮的艱難》）、鄭文通案（〈紙尿褲男孩〉）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中下階層、經濟弱勢之人，都殺害家人，犯後都企圖自殺。他們在審判過程中都一心求死，因為他們已成無家之人，而且，家就毀在自己的手上，唯有自死才是解答。他們大有可以歸責之處，但也有值得憐憫的苦痛。李宏基被確診有精神疾病，醫師認為他辨別是非的能力很可能因病受損。李宏基想死，所以這個可以求生的證據，他避之唯恐不及。

李宏基跟西雅圖機場那個偷飛機的人一樣，「我只是一個壞掉了的人，有幾個螺絲鬆了。而我現在才發現。」塔台指引他降落，他說他沒打算降落；飛機的最後飛行路線，畫起來像一卷毛線球，不斷打轉，沒有出路。

法務部的新聞稿卻認為，李宏基「手段兇殘、泯滅人性，視人命如草芥，令人髮指」，因此，「為實現社會正義，樹立司法公信力及威信，當有依法執行死刑必要。」殺這個人到底可以樹立什麼威信？「我可以殺你——如果你想死的話」？

執行死刑的幾個重要決策單位，除了法務部長，就是最高檢察署了。根據「審核死刑案件執行實施要點」，最高檢察署針對死刑定讞案件進行程序與實質的查核之後，認為可殺，就報給法務部，法務部長簽字同意後，又回到最高檢，由檢察系統交辦當地的檢察署來執行。

我回想今天，從早上九點走進最高檢，到下午四點閱完卷離開，這地方一整個平靜、有秩序。它的建築外觀維持得不錯，明亮的駱黃色，很突出；進門就是挑高大廳，金屬探測器會在你經過的時候盡責地嗶一聲；櫃臺人員會幫你以分機聯絡最高檢的工作人員；另一邊還有收發室，律師要遞狀嗎？這邊請。閱卷室雖然很委屈地窩在不見天日的地下一樓，但是這也不失為一個很好的觀察點，因為連地下一樓也保持良好，那以上各樓層只會更好了。

法務部的新聞稿說李宏基的死刑令是昨天批的，所以，那些審核與卷證的往復旅行，那些「我們一起殺李宏基好不好」的討論，就是這幾天的事情。

當一個機構仔細地籌劃著如何妥善殺人，會散發什麼氣息？「開鍘」的雀躍？見血的興奮？復仇的快意？除惡務盡的浩然正氣？取人性命的內心衝突？民間信仰的禁忌避諱？沒有，我什麼都沒有感覺到。我感覺到的就是最高檢的日常。就是平靜。就是秩序。

我這樣說當然不是稱讚。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在《如果這是一個人》裡，回憶他在二戰期間被送進死亡營的情形。他們共六百五十人，出發前，德軍仔細查核身份，下士向元帥報告說這裡共六百五十「件」。當他們第一次被毆打，普利摩‧李維寫道：「整件事是那麼的陌生和不合邏輯，我們甚至沒有為此感到痛苦，不論是身體還是靈魂。只有一股深沈的震驚：人如何能夠如此不帶憤怒地毆打另一個人？」「自始至終，他們都帶著一種例行公事的平靜；但倫佐向他的女朋友弗蘭西斯卡告別時拖延了太久，他們就隨手朝他的面孔射了一槍，倫佐倒到了地上；那是他們日復一日的例行公事。」

平靜地殺人，以樹立威信，這就是今天發生的事情。我這樣說真的不是稱讚，是深沈的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