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加害人
「這個社會哪裏出問題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不是容易回答的。試著看見「加害人」以及他們的人生,得出癥結點後尋找可能的解決辦法,或許是這個問題的解答。本區呈現各種加害人的不同面貌與故事,關於死刑定讞加害人的不同面貌,請見「死刑犯的故事」
難道沒有別的可能了嗎?
文/楊平
魯迅在他的文章〈雜憶〉曾提到一段話,讓我印象深刻:「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的。但他們卻不很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洩,兵與匪不相爭,無槍的百姓卻並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證據。再露骨地說,怕還可以證明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什麼呢?」
魯迅的這段話,讓我聯想到巴西的受壓迫者教育學者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提過的說法,叫做「水平式暴力」,面對社會結構的壓力,一個受壓迫者,例如教師,當教師面對不民主的校園環境、文憑主義的教育體制、不公平的社會結構時,教師是受壓迫者,但在面對學生時,若他體罰學生,則搖身一變成了個「小壓迫者」。
因此,體罰就像Freire形容的「水平式暴力」:「由於受到現實的限制,受壓迫者不能清楚了解到所謂的『秩序』,其實都是用以為壓迫者的利益而服務,而這些壓迫者的形象在他們的心中又早已被內化。在整個秩序體系下,受壓迫者會因種種所受的限制而感到焦躁不安,這使得他們常常會展露一種水平式暴力(Horizontal violence):他們常會因某些瑣碎的小事,對自己的同伴進行攻擊。」
我曾與一位工會幹部聊天,他提到他的同事對參加工會沒什麼興趣,遇到上司的不當作為不敢吭聲,但總愛批評自己的同事,這位工會幹部有次便跟他的同事說:「好膽去跟上司鬥,整天跟同事鬥,能鬥出什麼東西?!」
這位工會幹部淺白的說法,便是在說明,員工間相鬥,就是種水平式暴力。
就像韓國電影「朋友」中的一幕,讀大學的兩個主角,回去拜訪他們兒時的朋友,那位朋友混黑道,正因為吸毒而嘴唇蒼白、渾身發抖,但卻一直咒罵著自己的老婆,說他老婆看不起自己混黑道,並挑釁地問他老婆是不是很想跟他的大學生朋友做愛。
大學生與𨑨迌人是兒時好友,長大後處在不同的社會位置,𨑨迌人以有個大學生朋友為榮,但也感受到自己七逃人的身份為社會所鄙棄,遂咒罵老婆來維持自己的「尊嚴」。這也是一種水平式暴力。
或者像是保羅弗雷勒在《受壓迫者教育學》中所描述的農民狀態:「農民是個依賴者。他不能說出他想要什麼。在他發現自己的依賴之前,他是生活在痛苦中的。他在家中發脾氣,向自己的孩子吼叫,毆打他們,生活在失望中。他抱怨他的妻子,並且認為所有的事情都不如意。但他從不向自己的雇主發脾氣,因為他認為雇主比他高了一級。在許多的時間中,農民常藉由酒精來發洩自己心中的不快。」
農民打小孩、罵老婆。這是種水平式暴力。
當這些受壓迫者內心浸泡在絕望、恐懼、不安、恥辱、憤恨的情緒中時,他對身邊的人施加水平式暴力,成了個小壓迫者。
當你我遇到小壓迫者時,怎麼應對?當你我就是小壓迫者時,怎麼辦?
找來強者,施加更大的力量,消滅他(或你我)的肉身?
國家出手,判死,槍決,充其量不過是種垂直式暴力,解決這個人,但碰觸不到這個人深沈的絕望與憤恨,也迴避了泡製這些情緒浮現的社會結構。
當我主張廢除死刑,我並不同意一個人可以任意做出傷害他人的事,也不認同小壓迫者不用負任何責任,我所主張的僅僅是,我反對水平式暴力,也反對垂直式暴力,我只是想問:難道沒有別的可能了嗎?
前幾天被槍決的死刑犯李宏基,他殺死前妻,準備與大女兒一起燒炭尋死,他雖被救活,卻一心尋死,在法庭未積極為自己辯護,死刑定讞後,也拒絕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的協助,未提出再審及非常上訴,因此被法務部挑選執行死刑。
李宏基的經濟狀況並不寬裕,屬於中下階級,他打老婆,殺了老婆跟女兒,毀了自己的家,或許他在這之前,曾絕望過,也曾問過自己,還有別的可能嗎?
最終他做出選擇,以暴力為回答。
當李宏基覺得沒有其他可能時,真的沒有其他可能了嗎?
國家出手殺他,認可他的絕望,是的,沒有其他可能了,你「手段兇殘、泯滅人性,視人命如草芥,令人髮指」(法務部新聞稿語),今天國家殺了你,順便幫你埋葬你的絕望。
當你我絕望時,只能以暴力作為出路嗎?沒有別的可能了嗎?死刑就算一直存在,能化解人的絕望嗎?要怎麼殺死絕望,一次又一次地請國家出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