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柔軟的我們用以抵禦不安的假想防線－訪死刑支持者

死刑，柔軟的我們用以抵禦不安的假想防線

－訪死刑支持者

文/陳乃瑜（廢死聯盟實習生、中興外文系四年級）

只剩下豬排醬與高麗菜絲殘餘的餐盤已被收走，吃了幾口的奶酪被擱置一旁，在室溫下開始滲水。服務生用桌椅擋起用餐區一端，開始晚班的清潔工作。我盯著採訪稿，錄音軟體的介面在手中發著光。

我按下錄音鈕。聲波圖躍上手機螢幕，隨著餐廳內的談話聲波動著，像條焦躁的生命線。「我開始問囉。」受訪人與我一同露出了疲憊的微笑。

她是今年的應屆畢業生，臉書上的學士服照都還沒被新文章擠下版面，目前在以前實習過一學期的雙語幼稚園上班。在她的經驗裡，死刑是只有看新聞時才會偶爾接觸的東西，只有在重大社會案件的餘波裡才會被翻出檢視，其餘時間不常與旁人論及，也不會主動提起。

對於身邊人的立場，她的第一印象是幾個大學社團同學講起廢死聯盟時的憤怒。

「我有個感覺是，好像讀比較多書的人會比較仔細去想廢死這件事，」對此我不置可否，她笑了笑：「一般大學生，像是我，或是社會上大部分的族群，我們可能比較少去好奇這一塊。」

她說自己不喜歡太情緒性的發言。「有些人會說，『你不想廢死讓我很受傷。』這種太干涉我想法、只想用自己的傷心情緒改變我立場的人，我比較排斥一點。」

她覺得死刑的存在有其必要。「但死刑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當被問起死刑是用什麼方式解決問題的，她答道：「我覺得能達成嚇阻。」

「我有聽過死刑沒嚇阻力的說法，但這可以等下再說。」她的表情變得為難：「其實我覺得，就算我很相信的一切（嚇阻力）都能夠被推翻，我還是會很生氣地覺得，不行、有些犯下大罪的人就是該死。」

所謂「很嚴重的事情」：輕罪可斟酌量刑，但重罪難以原諒

「但我其實不希望是這樣。我希望嚇阻力是死刑存在最大的理由，但假設沒有嚇阻力的話，我覺得為了公平正義，有些罪行要得到相應的報償。」

但我們又要怎麼衡量「相應」？究竟「哪些」罪行才值得死刑這樣的報償？我們談起量刑，我問她覺得法官該以什麼標準去審酌科刑，用什麼標準讓判決跨越生與死的門檻：

「很嚴重的事情，除了被告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以外也沒什麼好考慮的了。沒那麼嚴重的案子，除了精神狀況，可能還要看看他的家庭？有沒有小孩、有沒有前科之類。我不覺得品行能這麼容易被觀察出來，也不喜歡悔意和教化可能這種說詞。」

「我認為，知道一件事情不對，是在做之前就要知道，不是做了之後發現要面對時，才知道。」

「你剛說的成長背景、生活狀況，只能讓人同情，覺得這些遭遇令人難過，但不能合理化犯罪。如果要納入考量，還是得看他做了什麼：小事如竊盜，就該考慮家庭背景；太嚴重的事情我不覺得可以因為家庭背景而被原諒，或影響量刑太多。」她想了一想，「但話說回來，事情嚴不嚴重也是比較出來的，可能多年前綁架撕票就很嚴重，但現在在捷運上狂砍十幾個人才很嚴重。」

執行的罪惡交給國家機器

我拋出一個假設性問題：若她得負責一間毒氣室的運作，而毒氣室裡關著十個死囚——九位犯下「非常嚴重罪行」的受刑人，與一位什麼也沒做卻被關了進去的人——若要執行，非得要十人一同執行不可。她願意按下按鈕、施放毒氣嗎？

圖片來源：Laurence Hyde

她首先向我確認，如果不執行，那九個罪人的下場會如何。我想了一想：「先假設是無期徒刑、二十五年後可假釋好了。」

她沈吟了一下：「我第一應該沒膽放毒氣。我不覺得我有那個資格去按按鈕啊，我不會執行。」

我更動了遊戲規則，把她從控制台上移開，變成一個在一旁說著「現在按下按鈕」的角色。

「我不會那樣啦。」她的口氣毫無猶豫。

我領著她在這假設的情境裡，離毒氣室越行越遠。從劊子手變成施令官，從施令官變成投票委員，從投票委員變成人海中的一個小點、手上拿著不記名的票，她的答案始終如一：「我不會按，我不會那樣做。」

我試著把問題切割成兩塊。她所抗拒的，是「決定他人生死」這件事？還是「無辜的人也會受害」這件事？我把毒氣室中的人數提高，變成九十九個有罪的人，和一個無辜者。

「我還是不會。」

如果這個數字變的更誇張呢？

「．．．一個美洲的人那麼多，就有可能吧。但其實也不是有沒有那一個無辜的人的問題，就算沒有那個人，我還是不會按。」

她最最掙扎、抗拒的是「決定他人生死」這個概念：「理想來看，我覺得我不是要做這件事情的人。如果像納粹集中營那樣，真的要逼我去按，我搞不好還是不敢按。這件事可以交給國家。」

我問她，如果國家問你要不要處死這些人呢？

「我會說要。」

相信司法與制度

「但要是不該在裡面的人進了毒氣室，就不能執行。不過我覺得國家不會荒誕至此啦。」她接著解釋，「整間都是有罪的人我才會說要。」

我把話題轉向她對台灣現行司法制度的看法。例如司法是否可能存在缺陷？刑事案件的蒐證、調查階段的訊問、乃至審判過程中的判決、量刑的各個環節，有沒有出錯的可能？

「聽過有人被拷打逼供，那就是一個缺陷，到底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圖片來源：flickr

她對於誤判的認定，傾向整件案件在調查階段就有過失，才會貽誤法官的判決：「除非前面環節有問題，不然誤判不會那麼容易發生。那種被逼供就亂招的，是在調查過程就有問題，法官在後面比較難去懷疑這件事，可能就相信了 。應該是說，法官判刑的依據就是別人給他的那些材料，若是前面出錯，是前面的人的錯。」

「很多人常說恐龍法官、恐龍法官，應該都只是沒把事情從頭到尾聽完，沒去瞭解事發經過才會那樣講。」

我問，如果我們不把誤判兩字當作法官個人的職業缺失呢？若單純討論一件案子有沒有可能被誤判，她的看法又是如何？

「有可能啊，應該說是所有系統都百密一疏吧。很多事情都是等到出錯才會發現，不管怎麼防，總要等事情出紕漏才知道還有哪些地方要堵，才能慢慢改進。 」

她接著補充：「證據明確、值得被判死的案件，就不需要猶豫。調查方面比較有問題的案子，就要比較謹慎，不要輕率判刑。 」

我提起很多制度有補償系統，但生命無法補償，也沒有救濟途徑。在無法避免司法漏洞會招致誤判、生命被納為籌碼的前題，她還是支持死刑制度的存在嗎？

「還是要。應該說，我覺得今天法律也保障了我們很多，而大家都透過遵守得到福利。誤判會是例外，但制度仍有存在必要，因為這個制度還是帶給我們很多。」

我請她解釋死刑帶給我們的最高價值是什麼，對此她認為是嚇阻。「如果有人知道今天亂砍人會被判死刑，和無期徒刑比起來，多少會有比較大的嚇阻效果。另外，我覺得嚇阻力很難量化，例如原本想過要犯案、但被死刑嚇阻而沒去犯案的人，這種沒發生的事，你要怎麼去計算？」

她說完時，我們推到桌邊的甜點早已油水分離（稍早服務生原想來收走，看到我們之間交互傳遞著錄音工具，手僵在空中，似乎是不想打擾，最後什麼也沒拿就離去了。）我們折好訪問一半時打開的餅乾包裝，提起飲料，走到櫃檯付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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