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何不能殺人？—從霍元甲、秦爺與鄭捷談起

文/陳緯弘（廢死聯盟研究員）

1871年，晚清年間斬首是常用的處刑方式，且之後的斬首示眾用以殺一儆百。
圖為William Saunders (photographer)刊登於倫敦攝影學會第十六次年展。引自wiki

前法務部長羅瑩雪於卸任前簽署死刑執行令，槍決死刑定讞僅十八天的鄭捷，隨心所欲、草菅人命的執行老梗，這些年一再上演。輿論以牙還牙、殺人償命的呼聲似乎堅不可破，不論施政能力如何顢頇，槍響時刻，總伴隨著大眾掌聲，盛讚正義獲得實現，連羅女士本人也引以為傲。但是把死刑與正義畫上等號，真的沒有問題嗎？如果我們的社會禁止殺人，卻容許國家以執行死刑的名義殺人，不會陷入矛盾嗎？本文嘗試以從刑罰的歷史與國家成立的理念，以電影霍元甲的劇情為引子，用舊劇聊老梗，談談國家為何不能殺人。

國家殺人是另類的血仇報復與政治操作

電影中的霍元甲，因為徒弟告狀被秦爺欺負，於是在秦爺的壽宴上，將之擊斃。霍元甲殺秦爺，羅瑩雪槍斃鄭捷，有人會說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大快人心，有何不可？此論點似乎極具說服力，然而重點應該在於，這一套血仇報復的模式，從我們的老祖宗就開始運作了，為什麼後來被揚棄？因為很累！一個人一旦與人結怨，一定會想盡辦法由自己，或是在自己所屬社群中，找一個霍元甲來為自己報仇。冤冤相報的結果，生活將淹沒在復仇與被復仇的無限循環中，如同古龍小說《邊城浪子》中，傅雪紅悲劇性的人生，生命被仇恨所填滿。因此，才會有社會契約理論的出現，人民藉由讓渡出自己一點點的自由，組成社會國家，一方面賦予它確保安全的任務；另一方面由國家壟斷刑罰的權力，以終結血仇報復。人民讓渡出的權利絕對不可能包含生命，因為簽訂一份允許國家剝奪自己生命的社會契約，無異是簽生死狀的自殺行為，與生存在血仇報復的社會沒有差別。因此，國家不得殺人民，應該是組成國家的前提要件。

接著，或許有人會說，羅瑩雪就是代表國家，執行死刑，履行國家確保安全的任務啊！這樣的說法乍聽之下合理，但是實際上充滿矛盾。自古以來的死刑執行，向來都是君主宣示王權的工具，透過公開行刑，展現權威，此時人民只是配角，充當這場儀式的觀眾。死刑儀式不是在確保人民安全，而是在鞏固統治權力。也有人批評這樣的說法，認為現代民主國家人民當家作主，死刑怎麼可能淪為統治工具。沒錯，現今的政府當然不會再利用罪犯的哀嚎與痛楚，來維繫政權，但觀察過去八年法務部執行死刑的時機，往往與執政黨陷於的政治危機的時點，「巧合地」趨於一致，即可證明縱使過渡到民主法治的社會，死刑的儀式性，仍然會成為統治者操控的工具，用執行死刑來模糊焦點，翻轉政治上的劣勢。從羅瑩雪草率槍決鄭捷，便可看出其中充滿著恣意與政治考量。

國家殺人就不會處理問題

當然，有人會認為，既然國家壟斷刑罰權，那麼死刑的存在，一來可以滿足應報的理念，二來可以終結血仇，不是一舉兩得嗎？然而，近年來台灣用執行死刑，處理頻繁發生的無差別殺人事件，不正展現出另一種現代形式的血仇報復嗎？2014年4月29日，法務部槍決包含杜氏兄弟在內的五名死刑犯，不到一個月，5月21日，鄭捷在捷運隨機殺人；2015年5月29日北投割喉案發，一週後，法務部於6月7日執行了鄭金文等六人的死刑；2016年3月28日又發生內湖斷頭案，然後法務部於5月10日槍決鄭捷。血淋淋三回合的血仇報復，政府除了將我們推回弱肉強食的叢林，是否履行了我們基於社會契約的託付，建立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沒有！因為我們習慣將國家當作武館鏢局，把羅瑩雪當成霍元甲。也就是這個習慣讓國家無法發揮人權保障功能，確保社會安全。因為鏢頭武師的角色就只是以暴易暴與殺人償命，好比地痞流氓只善於製作人肉消波塊一樣，無法期待他們既會殺人又會治國，過去八年政府年年殺人，大家真的覺得國家長治久安了嗎？伊斯蘭國更是殺人如麻，大家會因此入籍歸化嗎？

擴展觀察視角要求國家解決問題

國家殺人不僅無法治國，更會讓國家懈怠，因為政府覺得已經用幾顆子彈，給了人民交代，殺人案件的成因就會被隱沒在執行的槍響中。換句話說，國家殺人，會蒙蔽我們觀察殺人案件的視野。如同看到霍元甲電影中鼻青臉腫的徒弟，就想找秦爺報仇一樣，直覺反應，會讓我們面對殺人案件時，採取「殺人者死」、「速審速決」的態度要求國家執行死刑，這反而會弱化原本對於國家所預設的功能。因此，只有透過擴展觀察的視角，才能看到「殺人償命」以外複雜的社會因素，並進一步理解問題所在，要求國家對症下藥。例如隨著劇情的發展，我們可以知道霍元甲的徒弟之所以被秦爺修理，是因為調戲他的妻妾，那麼原先對於秦爺的善惡評價，必然改變。如果我們觀察的內容與評價，會隨著劇情的資訊與觀察的角度而不斷改變，對於殺人案件的成因，又何嘗不會因為不斷理解，而發掘出更多心理、家庭、社會、教育與醫療等層面的因素，藉由理解、研究行為人的生命歷程，我們或許就可以從他們身上遺留的蛛絲馬跡，追蹤塑造出行為人的體制惡魔。但是，如果允許國家殺人，探尋的機會將消失殆盡，因為我們無法從秦爺或是鄭捷的屍體，進行系統性的觀察，找出事件發生的原因，發現真正的問題。

反思自身的刑罰慾望的成因

縱使發現真正的問題在於整個社會環境與體制，為何還是有人無法遏止內心對於殺人者死的堅持呢？這樣的心理機制，根據學者的研究，是出於看到他人受罰所產生的愉悅感所驅使，根本與正義無涉。因為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超我壓抑著本我，對體制、權威、規範與道德妥協低頭、甚至產生自虐性的愉悅，因此當出現離經叛道、不受規則制約的罪犯時，死刑的訴求便成為內心超我壓抑本我的自虐性愉悅的投射。就像是霍元甲的門徒，服膺師父的權威，當出現視霍元甲於無物的秦爺時，鼓譟騷動、喊打喊殺的心理。也像是孩提時代，向老師打小報告的學生一樣，看到違規同學受罰，而沾沾自喜的心理狀態。

結語

國家之所以不可以殺人，一方面是源於我們對於國家功能的預設，以殺止殺只會讓我們退回血仇報復的時代；另一方面，賦予國家殺人的權力，非但無法實現人權保障的機能，更會讓死刑淪為國家政治操作的工具，極端的事例就是納粹、法西斯，因為一旦國家擁有殺人權力，就可以巧立名目，想殺誰就殺誰！但是，按照學者的說法，要讓國家不殺人所面臨的最大關卡，就是每個人心中懲罰慾望高漲的心理機制，我們可以選擇繼續當霍元甲的門徒，依照如劇本般的規訓機制，不斷進行差異排除的翦除工作，透過死刑來享受超我壓抑本我的自虐愉悅，為霍元甲的重拳痛擊秦爺胸膛而歡呼，因羅瑩雪的子彈貫穿鄭捷心臟而振奮，然後讓存在於社會系統中的問題不斷循環下去；當然也可以跳脫出來，凝視著被妖魔化的行為人，了解他們的生命歷程，並藉此察覺自身在這套差異排除系統中的角色，發現在行為人不斷被邊緣化、最後墮入深淵的過程中，你我可能都曾揮出一拳或補上一腳，然後，讓他們的生存，成為我們自我救贖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