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建榮／徐自強與鄭性澤

錢建榮／桃園地院法官

大法官釋字五八二號解釋的主角徐自強，被訴共同擄人勒贖殺人案纏訟二十年，距釋字五八二號解釋公布也超過十年，日前首次獲台灣高等法院改判無罪。預想檢察官不可能承認起訴錯誤，勢必提起上訴，之後還是要看最高法院法官的態度。

不久之前，倒是有件確定死刑的判決︱︱鄭性澤殺警案︱︱檢察總長代表偵查體系認了錯，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檢察總長指出確定判決違法採用鄭性澤遭警刑求後未久，在檢察官前同有違反自由意志的自白筆錄，希望審判體系重新考慮判決的合法性，無奈最高法院不願承認錯誤，還是駁回檢察總長的上訴。

很多人說，徐自強案是審判體系的反省，若真是如此，也僅限於高等法院的下級審，從鄭性澤非常上訴案被駁回可以看得出來，最高法院還陷在包裝成「司法威信」的面子之爭裡。最高法官腦袋想的不是刑事被告可能被冤枉的生命或自由，而是前輩或同事的確定有罪判決怎麼好意思推翻，開啟非常上訴不就承認原來的法官判錯了，尤其當初曾參與鄭案事實審的受命法官與審判長，現在可是分居一、二審法院的院長。

所以徐自強的死刑確定判決，是靠大法官解釋推翻的，即使因而重新開啟再審，法官還是曾維持死刑判決，後來雖改判無期徒刑，上訴之後，最高法官還指責事實審，怎麼可以推翻之前確定死刑的共犯被告（黃春棋、陳憶隆）之犯罪事實，以此為由撤銷發回，不是質疑事實審證據不足或違法，更沒有自為無罪判決的勇氣。

面對檢察總長對鄭性澤案違法判決的質疑，尤其是不正訊問自白的繼續效力：警察刑求鄭性澤取得自白，一個多小時後，換成檢察官到鄭性澤戒護就醫的醫院訊問，刑求的警察都在，鄭性澤不敢翻供，只能再次自白。檢察總長質疑，既然法官排除警詢自白筆錄，為何容許這份檢察官面前的自白筆錄？也就是鄭性澤被定罪的唯一一份自白筆錄。因為鄭性澤在幾個小時後，坐著輪椅被推去現場模擬時，終於鼓起勇氣，向在場的檢察官喊冤，說他沒有開槍，從此開始，鄭性澤始終否認開槍殺警，而殺警的羅武雄已在現場與警察槍戰時被擊斃。

依據媒體報導的駁回理由，最高法院不去討論檢察官製作第一份筆錄時，是否承繼了警方刑求所營造的強暴、脅迫等不正訊問氛圍，導致鄭性澤的心理強制與壓迫是否仍延續，而影響其陳述的自由意志，反而倒過來，用距離刑求更遠的檢察官第二次偵訊筆錄，因為鄭已翻供否認殺警，可見有自由陳述的能力，足見在醫院的第一次筆錄未違背其意願。這是甚麼邏輯與法理？繼續效力討論的是警詢不正訊問的效力往後延續到何時，最高法院卻用被告後來已翻供來反推先前的自白有任意性？如此所有翻供否認犯罪的被告，先前的自白筆錄豈不都有效？更別說這是在嘲笑被告意志不堅嗎？要嘛別畏懼警察報復，第一次見到檢察官就該翻供，撐到第二次偵訊才翻供，算你自己意志薄弱活該？

被王文孝不實在的「他白」牽連的蘇建和等三人，十餘年後再審無罪確定（這可不是最高法院確定的無罪判決）。蘇建和當年在汐止分局刑求逼供下，仍然不承認犯罪，但移送到檢察官訊問反而自白殺人，因為他撐不住崩潰了，他以為所謂的檢察官只是官階更高的警官，若再否認下去，不知道還要遭受甚麼凌虐折磨。

認清法院的人權保障功能

這可能才是人民認知的檢察官，甚至恐怕也是許多檢察官自許的角色。人民能否清楚分辨檢警角色的差別，以及檢察官在一般人民心中的印象是否只站在警察這邊，檢察官真的有勇氣在眾人皆曰可殺之際，反過來去調查子弟兵警察是否對被告惡形惡狀？別說檢察官了，就算是法官，真的敢於檢驗檢警偵辦案件有無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看鄭性澤案的確定判決，連直接認定警察構成刑求，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一五六條第一項都不敢明說，只拐個彎說：「本件係屬殺警案，承辦警員與被害警員在感情上有相當密切關係，本院就警詢自白是否出自被告之自由意志有合理之懷疑，而不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之依據」，反正（好在？）還有檢察官的第一份自白筆錄可以採用嗎？既不得罪警察，也能定被告的罪。

再看看徐自強案，歷經二十年、更九審，才終於有法官敢不採信共犯於檢警面前的「他白」，否定警察蒐證、檢察官起訴的證據。如果最高法院形塑的審判文化始終傾向檢警，以維護治安為職志，你要一個遭受國家暴力刑求的被告怎麼敢鼓起勇氣找檢察官、法官申冤？誰知道檢察官、法官會不會幫著警察，讓被告更生不如死？

法官唯有自白，數十年來，以最高法院為首的審判體系所追求的「司法威信」，只是鞏固檢警公權力的國王新衣，而非建構在人權保障之上。如此才能明白，為何徐自強要拖過二十年才能換得無罪判決；而鄭性澤為何不敢在第一時間向檢察官喊冤？

本文轉載於2015/09/14《自由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