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宣毅：憤怒的穿透力

口述/李宣毅 整理/陳冠婷

【前言】
被稱為「魔鬼辯護人」的日本知名律師安田好弘，去年十月來台，參加影展、座談，其中在一場與台灣律師交流的場合，激盪出許多火花，先前我們已經刊出吳豪人、曾威凱、李艾倫等台灣律師的迴響文章，這期電子報我們將刊出李宣毅、高烊輝律師的回饋。

李宣毅為美國西北大學法學碩士，目前為執業律師，執業地點遍及台中、彰化、南投、台南等地，同時也無償為弱勢者提供法律服務，擔任關廠工人義務律師團律師、洪仲丘案義務律師團律師。

【內文】

我從小給外婆帶大，和外婆特別親。在我高一升高二那年暑假，我還記得那天我躺在涼涼的地板上念地理，姐姐衝進來告訴我，警察電話通知，外婆伊人在加護病房。我只記得外婆在病床上驚恐的最後容顏、家人們跪在加護病房外禱告、午夜醫院外幽暗的樹影，還有小孩們憤怒的眼淚。

憤怒是因為外婆死於強盜事件，腦部受到撞擊、顱內出血，最後腦死離開我們。我的憤怒讓我想要復仇，傻傻的我，選擇法律系，想要鑽研刑法。當時我以為處罰壞人就要念刑法，結果上大學、念刑法後才知道，大部分法律人對於被告是謹慎的。

在眾人皆憤怒批評的時刻，仍要堅持理念

外婆被強盜害死，讓我一心想讀法律系，好多年後我才發現，當初我那麼憤怒，一心想逮住加害者，那我應該要去念警察大學才對！實在是誤會一場呀！不過當了律師後，我更能同理受害者家屬的心情，同時也更欽佩安田律師長期為死刑犯辯護的堅強意志。

律師這一行，如果我是入伍新兵，那麼安田律師就是個身經百戰的老兵。我景仰他的志業，也害怕他所面對的壓力。安田律師是過來人，他在巨大壓力下仍能堅持自己的志業、好好過生活，如果我能學到安田律師的心法，我相信我之後碰到任何問題都能順利解決，不只能用在工作上，更可以在生活上用一輩子。我所學習的不僅僅只是安田律師的法律知識、技術，更是他的生活方式。

當全日本的人幾乎都討厭安田律師，不喜歡他所說的話、做的事情時，他要如何面對，並堅持自己的理想？目前的我，沒什麼經驗，怕法官討厭我講出的話，也怕我做的事情會影響到我的當事人。因為這樣，所以在法庭上我進退維谷，有時甚至會退縮，不敢說出自己想說的話。

所以我希望了解安田律師在法庭上、在生活上的態度是什麼。我認為討論安田律師如何生活，比去討論安田律師所傳述的法學理論，要重要的多。因為，人永遠比學理要更為重要。

檢視「加害者」的過往生命歷程

學法的歷程中，我慢慢了解犯罪形成的過程、原因及脈絡。若檢視每個被告過往的生命歷程，他們都可能是某個程度或其他事件的被害人。一般犯罪的成因，或近或遠都會跟加害人過往的壓抑、受挫、不被接受、排擠、歧視甚至是受害有所關連。

這些學習過程，讓我把對「犯罪者」的仇恨，轉成為對「被告」過去生活的嘆息，而能更認真對待「犯罪成因」。討厭犯罪的人，其所冀望者無非是「減少或消滅犯罪」。

死刑會掩蓋犯罪成因的追尋，讓我們誤以為受害者已得到支持。但是，利用殺人來防止犯罪，絕對是緣木求魚。如果我們這麼討厭犯罪，為什麼不認真瞭解犯罪成因，消滅製造犯罪的因子，卻是殺掉被告而已？

死刑，並不能真正援助被害者家屬

千萬不要誤以為我走到被告那一端，背叛了被害人。我希望廢除死刑，絕對不是忽略被害者的痛苦。因為外婆的關係，我能理解親人被殺的困境，當時、甚至是現在的我，也有想報復的衝動。想報復是因為我很受傷，這是被害者受傷的表現。我也不確定我是否走出傷害，提及此事我仍會流淚。對於被害人，社會所應做的是盡力去彌補傷口。難道只有判加害人死刑才能彌補被害者的傷口嗎？

政府殺了一個人後，就好像責任已了。因為死刑存在，國家反倒忽略對被害人應有的疼惜。支持、疼惜被害人，才是帶他們走出傷痛的方式。單純的幫被害人殺死加害人，然後就當作事情結束，絕對不是適當支持被害者家屬的方式。從經濟上以及心理上給予全面性的援助才是正道。

我反對你殺死我外婆，所以我不要變得跟你一樣。人沒有殺人的權力，國家也沒有這個權力。我認為一個人殺掉另一個人是不對的。因為「生命」，是人類之間最高的價值。既然我們不相信人可以殺人，為什麼公民把權力交給國家時，國家突然就有權力殺人？我們其實太過提高、神聖化國家的地位，國家的權力其實是人民給的，我們根本沒有殺人的權力可以讓渡給國家，所以國家也沒有殺人的權力。

你不該殺我外婆，我不會因為你傷害我，而變得跟你一樣。如果我們認為最該被保護的價值是「生命權」，在任何狀況下人都不能殺人，我們的核心是「生命是最高的價值」。當你殺了我的親友我會感到生氣，就是因為你破壞了這個核心價值。既然如此，那我為什麼要變得跟你一樣，去報復你，然後破壞我原本所要保護的價值？我應該是要鞏固那個價值，而不是變得跟你一樣破壞那個價值。

我們應該透過這些不幸的事件去理解發生犯罪的原因，並找出解決的方法，這樣才能防止未來有人還會被害。廢死後面更大議題是，找出並解決犯罪成因。因為，死刑不是解決犯罪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