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談廢死

被害人談廢死
⊙林作逸

身為被害人（嚴格說來是被害人子女），我有兩次經驗，兩次的加害人都是同一人，被害人是我的至親父母(我的母親被害在前，父親被害在後)，相隔20年，我對死刑有著很特別的經驗與感觸。

1984年我還是國中三年級，母親被害後，當時沒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的相關規範，對於被害人與被害人子女可以做些什麼協助，並不是一個熱門和受到關注的議題，社會與親友除了同情與憐憫外，幾乎沒有什麼實質的幫助，我與其他兄弟姊妹六人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幫助，安置於安康社區(平價住宅)後，再輾轉經由教會中教友熱心介紹，住進育幼院長大。我出生的大家族(我的父母有眾多兄弟姊妹)雖有親戚眾多，但在育幼院中從未感受到親戚的關懷與支持，逢年過節要不是在育幼院，就是六兄弟姊妹在平價社區簡陋的家中度過，對於被害人的圖像與其需要，我是在感受到周遭親友態度與社會習俗中，理解到「同情」、「憐憫」是他們所傳達的共同態度與價值，對於被害人子女真正所需要的：支持、關懷和基於差異處境的實質機會公平的提供，完全是付之闕如的。

經歷過應報刑的念頭轉折與更務實的過生活所需，回憶起第一次成為犯罪被害人子女的經驗，在刑案發生的那一剎那，我的身份與差異已經造成，處境與生活的艱難，從未因我的差異而有絲毫的折扣，我沒有因為犯罪被害人子女的身份而獲得哪些機會或資源的幫助，如果有更多實質的平等或機會，在立足點的平等上能有更多的幫助與資源，也許我可以更好？因為這樣的理解，我認知了「寬恕，才有未來」，如果一直停留在犯罪的應報、加害人的死刑是否能給我一個交代等，走入死胡同，我的人生將只有這些。

2004年，第二次成為被害人子女的經驗，比較前後兩次國家對於被害人的照顧與理解(犯罪被害人保護法1998年立法通過施行)，雖有進步，但我似乎仍未感受到國家對於被害人、被害人子女的友善。檢察官沒有主動協助被害人申請補償，申請過程困難重重，喪葬費用與現實脫節，審議委員會決定前的調查程序(通知申請人到場陳述意見)和從未收到有任何志工或司法單位對於犯罪被害人子女的關心協助、案情說明等，在整個過程中，我不太能感受到國家制訂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的美意與友善。

兩次的經驗，讓我關注死刑是否真正是被害人所要的？或是說死刑真的能還給被害人和其子女公道嗎？這個答案在刑案發生的當下，所得到的答案和再經過漫長訴訟程序之後的答案，恐怕會產生許多的變化。

經過「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或是其他「節哀順變」、「走出陰霾」等宗教勵志的心靈改變，社會期待的是被害人、被害人子女能走出傷痛，以正向、陽光的心態經營自己的未來。但我們的社會、國家的配套措施真的能給這些被害人支持和關心嗎？修復式司法的程序參與和其他的補償、社會福利措施真的能讓他們感受到友善與支持嗎？當國家看到被害人、被害人子女在其身份上的差異，並能真正帶頭做出友善的舉動，這才是更務實、更能幫助被害人勇敢生活下去的最佳方法。

東西方文化背後價值存在著歧異，基督教文化預設人帶著原罪，悔改後可以到達超乎人類之上的天堂，人類應有更高的「永生」理想；東方佛教文化強調行善積德最高的理想是輪迴人世。在此差異下，犯錯的確是應該得到處罰，但「死刑」真的是藉由懲罰加害人而還被害公道，還是這樣的匡正正義，其實只是要給其他社會份子看看，給他們公道？是一種殺雞儆猴式的恐嚇？沒有人問過被害人真的只需要這種交代，還是需要其他？

道德認知發展理論認為人類的道德發展並非人人皆同，如果能理性看待道德發展的歧異與東西方文化的不同，並以此為基礎來認知死刑，應該就能接受死刑議題在我國的爭議。身為一個被害人子女，我只想表達心聲並讓此意見被看見、讓多元的被害人意見被政策重視，讓這個國家學習「看見被害人」，從「想像被害人的需要」到真正「傾聽被害人的聲音」。

林作逸老師受邀至台南參加「島國向望：驚死文藝季」活動，擔任紀錄片《缺席》映後座談的與談人。左邊照片為全家人；右邊照片則是演講的時候。（拍攝：林欣怡）

* 本文刊登於《廢話電子報》特刊第十九期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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