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機器全面啟動：廢死運動的歷史與挑戰（張娟芬）

廢除死刑，本來是司法人權諸多議題裡的一個，而且是相當冷門的一個。冰凍三尺以後，卻在去年引爆了恐懼與憎恨，至今餘波盪漾，廢死聯盟也榮膺「最邪惡的人權團體」。在這個島嶼上，愛是不能超越藍綠的，但是恨可以。我想藉此文簡單回顧台灣的廢死運動，兼對當前情勢與未來走向，提出一點看法。

一、廢死論述初具雛形（一九八六-一九九○）

往前追溯，大概可以從湯英伸案說起。一九八六年，十八歲的鄒族少年湯英伸隻身來台北找工作，九天以後，他因勞資糾紛，於盛怒中殺害了雇主一家人。這個事件帶給社會很大的震撼，因為湯英伸的年少單純，也因為背後的原漢權力結構。當時的救援力量將主軸放在犯罪的前因後果與社會結構，要求「槍下留人」，尚未明確言及司法人權或訴訟制度。

 

不久以後，就解嚴了。一九九○年的馬曉濱案，或可視為廢除死刑議題的首次發聲。「反共義士」馬曉濱等人綁架了富商張榮發之子，意圖勒索取財。勒贖過程裡馬曉濱等人善待人質，也告訴他：無論取款是否順利，都不會殺他。東窗事發之後，同夥被捕，馬曉濱自行投案，但根據《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擄人勒贖是唯一死刑。當年的審判效率驚人，才半年，這案子就死刑定讞了；其間，台權會、《中時晚報》、《自立晚報》、《自立早報》都積極聲援。這些救援之舉一方面著眼於馬曉濱沒有撕票，罪不至死；但也明確質疑，「治亂世用重典」的思維，只是國家的濫權。

從台權會出版的台灣人權雜誌專號《一個跨世紀的爭議：死刑彙編（壹）1990年》可見，今日常聽到的反對死刑的理由，例如犯罪的多重成因、死刑無嚇阻效果、死刑的殘忍效應、尊重生命、用愛與寬恕取代報復、限縮國家權力、死刑違憲、違反比例原則等等論點，當年都已經提及。連ICCPR第二議定書，台權會都引介了。唯一缺席的論點，是「誤判」。可能那時初自威權體制中鬆綁，司法積弊很深，政治干預、紅包文化等等，是改革的主要焦點。刑事訴訟制度與審判品質的諸多問題，要等到一九九五年以後，才慢慢浮出歷史地表。

當年的媒體數量與今日當然不能相比，但從台權會整理的相關文章列表可見，一九九○上半年，死刑議題也是媒體上大幅報導的公共議題。法律學界包括蔡墩銘、陳志龍、許宗力、陳新民、劉幸義、城仲模、李震山，實務界包括郭吉仁、劉緒倫、陳長文、李念祖、范光群、高新武，其他學界包括瞿海源、朱敬一等人，都以文章或行動介入了死刑存廢的討論。台灣社會對於死刑存廢的思考，特別是反對死刑的一方，遠在二十年前就已經提出論證，留下了清晰的足跡。名嘴們說台灣的廢死運動「沒有把死刑議題公共化」，實如色盲指控世界缺乏色彩、失憶症患者指控世界缺乏歷史。難怪他們什麼都可以批評，因為他們的無知都是別人的過錯。

馬曉濱定讞以後，社會上的救援包括：在《首都早報》與《自立早報》頭版刊登廣告呼籲槍下留人、各界遞交請願信，要求李登輝總統特赦、舉辦座談會、靜坐等等。在法律救援上，則提起非常上訴，並聲請釋憲。

馬曉濱案帶來了大法官針對死刑議題的第一次憲法解釋。釋字二六三號解釋的意思是說，《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款並不違憲，因為法官仍可依《刑法》第五十九條酌減其刑。這一解釋其實隱微地替救援留下一條路，像是悄悄使個眼色。大法官言外之意是，審判馬曉濱案的法官們以為「唯一死刑」就不能、或不必適用《刑法》五十九條，是錯誤的理解。換句話說，這個案子有適用法條的錯誤，可以依此聲請非常上訴。不過法務部手腳更快，隔天一早就把馬曉濱等人槍決了。

二、刑事冤案浮現（一九九五-二○○五）

下一個歷史刻度是蘇建和案。一九九五年蘇建和等三人死刑定讞，但是辯護律師蘇友辰堅信三人的清白，蘇建和的父親也奮戰不懈，「蘇案」成為台灣人了解刑事誤判的起點。過去的冤錯假案多半是政治因素，當威權的幽靈漸漸散去，我們才看見，原來司法的千瘡百孔，更在我們想像之上。蘇案的三位當事人、律師與救援團體，直至今日，還繼續以青春滋養著台灣的司法人權教育。

一九九八年的周峋山案是一個救援不及的案件。辯護律師為他提起非常上訴，也具狀聲請暫停執行；沒想到法務部先殺人，再駁回非常上訴--法律的救援程序還沒走完，就急急奪人性命。這不是個案。那時候死刑定讞以後，都火速執行。因為周峋山案，司改團體抗議，才有了〈死刑執行要點〉：此後如有再審或非常上訴，即不得執行。

殺人機器如同過動兒，而〈死刑執行要點〉鎮不住他的莽撞。二○○○年，盧正死刑定讞，但疑點仍多，監委正在調卷了解，法務部又按捺不住，殺了盧正。〈死刑執行要點〉沒把監委調查列為暫停執行事由。然後是徐自強案，辯護律師尤伯祥為他提起釋憲，大法官也受理了，但根據當時的〈死刑執行要點〉，釋憲並不是停止執行的理由；換句話說，案情有疑的徐自強，還是「可以殺」。司改團體要求修訂〈死刑執行要點〉、增列釋憲與監委調查兩項，法務部於二○○五年討價還價地，將釋憲列為停止執行理由，但監委調查仍未列入。

不斷浮現的冤案，令司法改革運動者體會到死刑議題的特殊性：與時間賽跑永遠來不及，與死神拔河永遠不敵，不管你有沒有道理。每一次失敗的救援，都令人深刻體會到死刑無法挽回的特性。因此，二○○三年，「替代死刑推動聯盟」成立，死刑議題從司法改革的諸般議題中獨立出來。死刑執行的標準程序，也由一個個冤案累積而成，有人付出青春，有人付出性命；真正是「一步一腳印」，而且，是「血腳印」。

二○○五年，立法院通過將無期徒刑最低服刑年限，從十五年往上陡升，調高為二十五年。歐洲國家如德國，廢除死刑之後的替代刑罰，也約莫在二十五年徒刑之譜，因此可以說，死刑的替代方案已經幾乎就位。「替死聯盟」決議改名為「廢死聯盟」，進一步督促官方實現廢死的承諾。

三、死刑的真面目（二○○五至今）

說起來很幽默：恐怕一直到二○○五、二○○六年左右，廢死運動才真正有機會逼視死刑的真相。在這之前，死刑判了就打死，乾淨俐落。我常開玩笑說，我知道如何降低誤判率--像以前一樣，殺快一點就行了。冤案如能得到注意，多半是因緣際會。司法改革團體的人力窘迫，有熱情有能力的律師，哪個人手上不是一把案子？席慕容有詩：「你若曾是江南採蓮的女子／我必是妳皓腕下錯過的那一朵」。有時候真不敢去想，我們錯過了什麼？當死刑機器手起刀落、一年殺幾十個，我們除了血光之外，根本沒有機會凝視死刑，也不了解訴訟過程裡有哪些陷阱與死角。

只有當殺得稍慢的時候，我們才發現問題重重。其一：死刑定讞案件閱卷無門，法律救濟途徑形同虛設。閱卷問題在二○○六年稍得解決，並成為鍾德樹緩執行的重要因素，過程詳見《殺戮的艱難》，此處不贅。但實際上，閱卷問題至今仍陰魂不散。有的律師閱卷遭拒，理由是個案已經定讞、「已無案件繫屬」。這變成惡性循環：律師有意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但要閱到卷以後才知道如何提起，可是法務部不讓閱卷，那怎麼知道是否有新事證或判決違背法律？另一個問題是書面筆錄普遍登載不實，而法庭審理均有錄音光碟，但律師要求調閱光碟，卻屢遭刁難。所謂法律救濟程序，仍然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

其二：許多死刑案件，雖然犯罪屬實，但卻有量刑失衡的問題。例如初犯被判死刑；有悔意但被判死刑；有精神病但被判死刑；智能不足但被判死刑......。我們的法庭向來忽視量刑問題，於其他刑罰只不過是罰錢多寡、監禁長短之別，但於死刑案件卻是生死之別。

其三：許多死刑案件有程序上的瑕疵，卻沒有像樣的辯護。普遍來說，死刑案件的辯護品質不佳，可能因為大多數被告都承認犯案，如果不是有經驗有熱情的律師，辯護常顯得消極。

量刑沒有獨立的程序、第三審沒有強制辯護、沒有言辭辯論，是制度上的漏洞，廢死聯盟已於二○○七年的釋憲聲請中指稱違憲，但大法官會議於二○一○年宣布程序不受理。

死刑支持者都認為，定讞個案經過了十幾次更審、纏訟經年，怎可能判錯？實情是除了少數例外，大部分死刑案件在四年之內定讞。例如已經槍決的九名死刑犯，平均審理時間是4.2年；其中管鐘演的情形特殊，他在被判死刑以後又供出新的案件，導致審理時間拖長為13.5年。如果扣除管鐘演，則另外八位的平均審理時間為三年。更審經常是虛晃一招，判決書直接抄前審判決，喪失審級監督的原意；更有的案子，更審只開一次庭就辯論終結！只有當我們有機會詳閱卷證，我們才顫抖地發現，死刑的真相是不堪聞問的。

四、鄭性澤如何活，鍾德樹如何死

最近廢死聯盟開始積極救援鄭性澤，他是二○○六年五月定讞的。我讀他的卷宗，讀完了三審定讞以後發現：奇怪，為什麼還有一個卷？是最高檢的卷。內容無他，就是商議著如何把鄭性澤打死。

他們拿出表格來一項一項的檢查：還有沒有再審啊？沒有。非常上訴？駁回了，沒有了。釋憲呢？沒有。鄭性澤有沒有懷孕哪？沒有。心神喪失？沒有。我彷彿聽見磨刀霍霍。卷子裡驀地出現一紙公文，某人建議將全卷送給某參事看一看，以求慎重。然後是一頁沒頭沒腦的意見，大意倒也簡單，就是說，第一，鄭性澤已經自白；第二，雖然鄭性澤宣稱被刑求，但是他的自白裡有說，他是自願自白的呀！可見自白有任意性。所以這個案子沒問題。潛台辭是：動手吧。

卷子就在這裡打住。我幾乎難忍恐怖之感。鄭性澤原本也要在參事的糊塗建議下綁赴刑場了。只是這樣折騰了一場以後，大約也就熬到了二○○六年底，鍾德樹案令出未行、法務部實質上暫緩執行，所以鄭性澤僥倖存活至今。《雖然他們是無辜的》裡說，那些無辜的案件之所以獲救，都是因為運氣，而不是因為司法制度。想到台灣人對於死刑制度的盲信，除了恐怖，亦無他語。

至於因緣際會促成了「死刑零執行」的鍾德樹呢？二○一一年，他終於被執行了。槍決鍾德樹，是執法部門展現殺人的堅定決心。

自從二○一○年的釋憲案被駁回以後，鍾德樹的律師王寶蒞就一直在跟最高檢「打乒乓球」：律師提非常上訴，最高檢不假思索駁回，一來一往，行禮如儀。三月四號當天早上，最高檢反常地派專人將駁回的文件送達王律師的事務所。王律師知道這是準備殺人了，立刻再提一個非常上訴，也專程送達最高檢。最高檢幾小時內就駁回，再派專人送達律師辦公室，王律師拒絕簽收，現場一度僵持。結果呢？這場乒乓球賽，終歸是有槍桿子的人贏了。

從來都是有槍桿子的人贏。〈死刑執行要點〉是薄如蟬翼的保護。當法務部要殺，他就是要殺。

五、殺人機器全面啟動（二○一○-二○一一）

二○一○年，延續四年的死刑零執行破功，這是廢死運動的挫敗，但還不是最糟的。到二○一一年，死刑判決產量大增而品質大跌，找不到凶器的、罪證不足的、同案被告的證詞未經對質詰問的，都敢判死刑。這不是廢死運動所單獨面對的新情勢；整個司法改革運動，都面臨空前的挑戰。人民不信任司法，但更不信任司法改革團體，而相信人肉搜索與鄉民正義。司法獨立的空間，一再受到民粹力量擠壓；在性侵幼童判決的例子裡，亦可見到最高法院憂讒畏譏，卑瑣地向民眾的激情讓步。

邱和順案死刑定讞，在我看來，是民間司法改革力量集結以來，所遭遇的最大挫敗。其他冤案，救援不及而被執行者有之（周峋山、盧正、江國慶），折衷由死刑改判徒刑者有之（張方田、呂金鎧），從鬼門關前搶回來、重回司法程序者有之（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徐自強）；簡而言之，是勝負互見的拉鋸戰。而邱和順案是第一個司改會全力救援、卻被死刑定讞的案例。速審法固然是將邱和順踢向鬼門關的臨門一腳，但網路公審、臉書效應、正義聯盟與白玫瑰形成的輿論壓力、朝向右派傾斜的社會氛圍，才是關鍵因素。

廢死本質上是一個非常激進的司法改革議題，即使廢死聯盟從未選擇最激進的方式。支持廢死的人，支持一切司改議題；但聲援冤案的人，卻不見得支持廢死：「蘇建和他們是無辜的、應該還他公道，不過，有作案的人真的要打死......。」經常有聽眾告訴我，「妳講司法改革那些我都很同意，不過，廢死我現在還沒辦法接受。」效果上，廢死議題將其他司改議題保送上壘。

今年以來，江國慶案、柯嘉文案、紀富仁案，冤案連連，罵聲不絕。他們的冤枉都經過官方認證，所以媒體全盤接受，不像處理蘇建和案、徐自強案或邱和順案那樣扭捏地「平衡報導」。官方之所以承認他們冤枉，沒說出口的原因都是，該案另有「真凶」已緝獲到案，誤判只是一個小插曲，「正義」終將伸張。

這些案件都成為人民公審的柴薪，卻未成為司法改革的養分。民眾對司法失去信心，恨恨咒罵：國防部狗官！恐龍法官！恐龍檢察官！司法不公！不平的情緒呼嘯流竄於網路與街談巷議，而司法改革運動未能將之轉化為運動的助力。這三個案子都曾經被求處死刑，或判決死刑定讞執行，但卻被切割處理；冤案與死刑的連結被刻意淡化。結果是廉價的平反：賠江國慶家屬一大筆錢，但是毫不猶豫地製造下一個江國慶。邱和順定讞了，徐自強的未來，樂觀嗎？

民間的司改力量多年來辛勤耕耘，但總是碰上實務界的一堵高牆，成果有限。倚重民粹力量的白玫瑰運動，卻能讓最高法院迅速低頭。這告訴我們，法庭是司改運動的重要戰場，但不是唯一戰場。蘇建和案因為一個不起眼的小皮包，得到再審的機會。其他名不見經傳的案件，可以按同樣的標準敲開法院的大門嗎？誰都知道不可能。如果沒有累積社會的支持力量，邱和順、徐自強再冤枉，也救不回來，因為誰敢判無罪，他就是下一個「恐龍法官」。

六、下一步......

有太多人說，「你們為什麼不是從司法改革做起，而要一下子就推廢死？」我們正是由司法改革做起，而即使用最嚴格的標準追溯廢死運動的歷史，也已經超過二十年了。它與司法改革運動，原是比肩齊步、互相證成的，即便廢死議題獨立成軍以後，仍然有緊密的互相支援。

簡短地回顧廢死的歷程，第一階段，廢死的論述主要挑戰「嚴刑峻法」的國家政策。第二階段，層出不窮的冤案，使廢死運動將目標放在個案救援，與暫停執行機制的建立。第三階段，暫停執行，我們終於有機會對死刑機器進行細部檢測。第四階段，重啟執行，這個發出轟然巨響的恐怖機器，雖然處處不合格，卻得到民意矛盾的擁戴，繼續以品質低落的判決、草率糊塗的程序，橫行天下。

這兩年民粹的右傾氛圍，是司法改革運動（包括廢死運動）必須面對的嚴酷挑戰。司法改革運動不同於其他社運，它是一個說理性質濃厚的運動。重要原因在於，法律制度常常是違反人類本能的，司法改革運動因此很難訴諸直覺，而需要很多的對話。司法改革運動也有它本質上「反群眾」之處，因為「司法」與多數民意有體制上的緊張關係--法官獨立行使的審判權，與集體的、多數的民意，本來就是要互相制衡的。

我理解、也親身感受這個困難。但我相信，在保守懦弱的司法實務，與激情盲動的民粹聲音之間，司法改革運動必須走出第三條路，就是大眾的法治教育。這部分如果無所突破的話，司法改革運動只怕還要無量下跌。包括廢死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