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罰與情感‐‐台灣廢除死刑論爭的懲罰想像（林政佑）

編按：本文發表在2010年9月25~26日，由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所舉辦的「返景入深林：理論與實踐研討會 」的D1場次「人神共憤、依法行政：廢除死刑運動的跨國境爭論」中。

懲罰與情感‐‐台灣廢除死刑論爭的懲罰想像

林政佑[1]

一、 前言

 1.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本文研究動機主要有兩者：

其一，在今年的二月到四月之時，由於立委以遲遲未執行死刑之由，質問前任法務部長王清峰為開端[2]，引發一連串沸沸揚揚的死刑存廢論爭，這一場討論或是炒作的規模，可以說在近年來死刑存廢論爭中算是較大的。在這一次的討論中，對於作為一個法律學習者的我而言，有著怎麼樣的意義？台灣社會所呈現出什麼樣的法文化面貌。

其二，作為一個從大學時代關心死刑存廢和司法改革的我，從這樣的立場身份出發，又該如何看待這場論爭？一方面看到可能台灣廢除死刑運動的侷限之外，另外一方面，未來台灣廢除死刑運動或者說刑事司法人權的保障又該如何？

基於這些身份的匯聚，我嘗試從這一場論爭中，探求幾個問題：為何台灣廢除死刑運動的對抗面是被害人保護，這樣形成的過程及意義為何？在這當中涉及到台灣人民的懲罰想像，本文嘗試台灣繼受現代刑罰制度的變遷中，究竟受刑人的圖像為何？型塑出人民的懲罰想像。又，關注被害者權利，積極維護死刑的背後是怎麼樣的理據與情感？支撐死刑的情感是什麼？又為何是如此？廢除死刑運動因此走入了怎麼樣的困境？對於這樣的情感，我們該如何面對，以建立一個人權法治的社會？

整篇文章架構上，首先就戰後台灣廢除死刑運動與被害人保護的形成，為歷史性的考察，以此來看今年年初廢除死刑論爭當中，廢除死刑等同於加害人保護，支持死刑等於被害人保護，這樣二元對立的邏輯如何建立及其意義為何。接著探討雙方所提出的論據背後，掩藏著怎麼樣的懲罰想像，本文以台灣自由刑的歷史演變，揭開這想像如何形成。接著，著眼於支持死刑論者的情感，思考人的脆弱性、受苦等因素，說明對於苦難的同情與義憤，是支持法律統治的重要連繫因素，但是這也同時可能造成對於特定群體的壓迫。最後，藉由上述的討論，來思考刑罰理論和和刑事司法人權的困境。

本場次其他兩篇論文分別為：

法律上死亡概念的考察：以「腦死說」論爭為起點 （李明芝 / 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聯合國與廢除死刑 （李仰桓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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