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支持
台灣保護犯罪被害人的意識則萌芽於一九八〇年代，《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直到一九九八年才立法，該年十月一日施行，針對死亡或發生重大傷害情事的被害人進行補償及保護。一九九九年並成立了「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受法務部管轄監督。而為了結合在地需求與整合地方支援網絡，各縣市隨後成立了二十二個分會。
如果不幸遭遇被害事件或目睹犯罪事件發生，請不要猶豫，立即撥打110、119、113 或1955（外籍勞工保護專線）通報。欲進一步協助被害人、或是被害人自己想尋求支持，除了各地的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亦可視需求與相關單位連絡。家暴、性侵、兒少保護等案件，亦可洽詢各縣市社會局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請求協助。
落實被害人保護， 打破惡性循環！（高涌誠律師）
2010/06/25
落實被害人保護， 打破惡性循環！（高涌誠律師）
報載法務部終於考慮修訂被害人保護法，規定法官如不傳喚命案死者的家屬到庭，需在判決中載明理由。訴訟程序對被害人或家屬不友善，是個老問題，筆者的事務所就曾接過一個車禍案件，被害人是七十多歲的老婦，送醫不治。年輕的被告認罪，但堅稱沒有超速，而且只願賠償50萬元。
從檢察官起訴開始，包括被告父母、承審法官、被告律師、附帶民事訴訟的調解委員，都一再詢問我們：「能不能跟被告和解？」半年下來，我們轉達此一問題不下十次，每一次都狠狠勾起當事人喪母的椎心苦痛。被害人家屬只希望這位年輕被告坦承過失，認罪後入監服刑，真誠悔過。他們在意的不是錢。
但是，整個司法程序中每個人的態度，似乎都認為「被害人負有與被告和解、寬恕被告的義務，否則就是放不下心中的仇恨」。被害人家屬感到司法體系的不友善，開始擔心如果不要求金錢賠償，結果可能令肇事者既得輕判又不用賠償，趕緊請我們補充提出民事求償，不過為時已晚，地方法院判處被告六個月徒刑。依法，這是可以易服社會勞動的。換句話說，被告騎車撞死一個人，也沒主動提出適當賠償，最後只需要掃掃公園、廁所，就沒事了。
法院這樣輕縱，被害人家屬自然不服，請求檢察官上訴。高等法院開庭時，法官依舊將我方態度理解為「不能接受低價賠償」，當庭「曉諭」，要我們回去繼續說服當事人。
筆者投入司法改革運動多年，亦擔任廢死聯盟釋憲聲請的主筆人之一，經常被誤解成不在乎被害人權益，或者我們要求被害人必須寬恕。筆者以及許多律師的法庭實務經驗卻是，法官乃至整個訴訟制度，常常不公平的強求被害人寬恕，否則就是妨礙和解、加重法官工作量的罪人。 寬恕的道德情操，彷彿成了國民義務。被害人家屬期盼加害人賠償、認罪，而這份對正義的堅持，卻被法庭認為是貪圖更多賠償金的藉口。
被害人家屬的怒氣，因為審判程序的不友善而快速昇高，進而轉為「嚴刑峻法」、「死刑不能廢」、甚至「就地正法」的呼求；於是國家自恃民意支持，便信心滿滿地動手殺人。殊不知被害人家屬的怒氣，正是源於國家縱容司法人員長期忽視家屬的需求與聲音。
於是，面對殘忍的兇殺案，法官只需憑藉社會公憤，就可以完成審判；家屬無處宣洩的怒火藉由媒體發出，則讓民意沸騰，削弱理性討論國家 刑罰政策的可能性。這是一個永無休止的惡性循環，需要我們正視並突破。
報載法務部終於考慮修訂被害人保護法，規定法官如不傳喚命案死者的家屬到庭，需在判決中載明理由。訴訟程序對被害人或家屬不友善，是個老問題，筆者的事務所就曾接過一個車禍案件，被害人是七十多歲的老婦，送醫不治。年輕的被告認罪，但堅稱沒有超速，而且只願賠償50萬元。
從檢察官起訴開始，包括被告父母、承審法官、被告律師、附帶民事訴訟的調解委員，都一再詢問我們：「能不能跟被告和解？」半年下來，我們轉達此一問題不下十次，每一次都狠狠勾起當事人喪母的椎心苦痛。被害人家屬只希望這位年輕被告坦承過失，認罪後入監服刑，真誠悔過。他們在意的不是錢。
但是，整個司法程序中每個人的態度，似乎都認為「被害人負有與被告和解、寬恕被告的義務，否則就是放不下心中的仇恨」。被害人家屬感到司法體系的不友善，開始擔心如果不要求金錢賠償，結果可能令肇事者既得輕判又不用賠償，趕緊請我們補充提出民事求償，不過為時已晚，地方法院判處被告六個月徒刑。依法，這是可以易服社會勞動的。換句話說，被告騎車撞死一個人，也沒主動提出適當賠償，最後只需要掃掃公園、廁所，就沒事了。
法院這樣輕縱，被害人家屬自然不服，請求檢察官上訴。高等法院開庭時，法官依舊將我方態度理解為「不能接受低價賠償」，當庭「曉諭」，要我們回去繼續說服當事人。
筆者投入司法改革運動多年，亦擔任廢死聯盟釋憲聲請的主筆人之一，經常被誤解成不在乎被害人權益，或者我們要求被害人必須寬恕。筆者以及許多律師的法庭實務經驗卻是，法官乃至整個訴訟制度，常常不公平的強求被害人寬恕，否則就是妨礙和解、加重法官工作量的罪人。 寬恕的道德情操，彷彿成了國民義務。被害人家屬期盼加害人賠償、認罪，而這份對正義的堅持，卻被法庭認為是貪圖更多賠償金的藉口。
被害人家屬的怒氣，因為審判程序的不友善而快速昇高，進而轉為「嚴刑峻法」、「死刑不能廢」、甚至「就地正法」的呼求；於是國家自恃民意支持，便信心滿滿地動手殺人。殊不知被害人家屬的怒氣，正是源於國家縱容司法人員長期忽視家屬的需求與聲音。
於是，面對殘忍的兇殺案，法官只需憑藉社會公憤，就可以完成審判；家屬無處宣洩的怒火藉由媒體發出，則讓民意沸騰，削弱理性討論國家 刑罰政策的可能性。這是一個永無休止的惡性循環，需要我們正視並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