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救援
冤案是許多人接觸廢死議題的起點。時至今日,司法瑕疵導致的冤獄仍不斷發生。我們了解司法並不完美,也熟知國家輕易用一發子彈奪走無辜生命的遺憾,而誰又敢保證自己不是下一個遺憾。
Between life and death / 生與死之間
【編按】由Taipei Times編輯Celia Llopis-Jepsen所寫的報導「Between Life and Death 」,由民間司改會執行秘書邱麗玲翻譯成中文,全文如下:
Between life and death / 生與死之間
Celia Llopis-jepsen 報導 / 2009年12月20日,星期日,頁13 / Taipei Times
譯者/邱麗玲
人權律師表示,徐自強在過去的14年裡歷經8次死刑判決,而這個個案正是可以用來檢視台灣死刑制度有什麼問題的經典事例。記者Celia Llopis-Jepsen在週五(2009年12月18日)和徐自強在台北看守所(以下簡稱「北所」)與談20分鐘。
販售著大份量餐點的攤販林立在北所外的街道;他們賣的是一整份的餐點,而不是小零食。那些餐點不是給來往的過客買來吃的,而是作來給獄所的收容者吃的。人們可以在這邊買一些餐點進去探視他們的親人與朋友。
坐落在台北縣土城市的北所,目前正因收容著前總統陳水扁而聲名大譟,他從去年的11月就被關押至今。而筆者今天是來探視編號1121的收容人-徐自強。他是一名歷經14年的刑事被告,並在上週被第8度宣判死刑。
徐自強被關押在此,至今已經耗費了13年的歲月。
儘管這個地方被稱為「看守所」,但毋寧稱為「監獄」也許會更適合。它囚禁著一些像徐自強及陳水扁這樣還在審理程序中的在押刑事被告,就如同已經被判決定讞的監獄受刑人一樣。像這樣的看守所,在全台灣總共設有20個。
這些收容者兩兩一間住在一個2坪大(約6.6平方公尺)的牢房裡。在過去的這些年裡,徐自強已經換了好幾名室友了──只要有人被執行死刑,就有新的人再搬進來。
死刑執行並不會預先告知。受刑人只會在前一晚從牢房被帶到一處集合,並在隔天帶到毗鄰北所的刑場。在最高法院檢察署的檢察官見證下,受刑人會面朝下的趴在棉被上,死刑執行者會從他們的背上對著心臟開槍;至於那些想要在死後捐出器官的人,則是會在頸背對著大腦的底部開槍。而受刑人的家屬只會在死刑執行之後才被告知。台灣目前有43名死刑犯在等候執行,但在民間力推暫緩死刑執行之下,台灣已經有4年沒有執行死刑。
徐自強已經住在死囚牢房五年了。在過去這段期間裡,他也曾多次面臨可能執行死刑的危機。但判決並未被執行,因為在2005年大法官會議針對這個案子作出違憲的解釋而再度重起審理──當時他的律師不被允許交互詰問本案的共同被告,其中一名還曾在之後撤回他對徐自強的證言。這個案子目前已經上訴到最高法院。
筆者與司法改革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在週五(2009年12月18日)前往北所探視徐自強,同行還有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的朋友,一起探視另一名被判決死刑且同樣具有爭議的刑事被告──邱和順。
在接待區,我們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並申請探視編號1121及1152的收容人。在拿到兩張准許探視的紙條之後,我們走經過圍牆的大門,進入台北看守所,並遞交准許探視的紙條給門口的警衛。他領我們到一旁的休息室,我們在那邊坐著等待。莫約十分鐘之後,第二個警衛前來。在濛濛細雨中,他引領我們走進另一棟建築物的大門,在那裡我們必須把身上的所有物品鎖在寄物櫃裡,再次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之後,還要接受金屬探測器的檢查。為了預防H1N1新型流感,他們也會幫我們量額溫。筆者被禁止攜帶錄音器材,甚至連紙筆都不可以。
之後,看守員引領我們走經過一個有著藍球場的天井庭院,經過另一道圍牆的大門之後,我們最後到達第三棟建築物。那間房間分成兩個部份,一邊是來訪的探視者,另一邊則是受刑人。我們坐下並等待徐自強與邱和順的到來。我和司法改革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楊宗澧一起與徐自強講話,另外兩個人則和邱和順對談。楊宗澧答應幫我翻譯台語,因為徐自強的台語說的比國語好。
徐自強及邱和順被看守員帶進來。我第一印象是來自他們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溫暖笑容,我沒想到會這樣!他們兩個人看起來都很開心,開心著離開牢房來這裡接受20分鐘的探視,開心著與彼此有短暫幾分鐘的相處,開心著有訪客以及能與一般人的互動;儘管我們彼此未曾相識。
就在上星期,徐自強再度被判決有罪之後,我在台北高等法院看到他的媽媽崩潰痛哭。徐自強的律師說沒有任何證據指向他,但他依舊只因其他共同被告的證詞而被作出有罪判決。
徐自強高興的與我們談話。他坐在我們對面,中間有兩層玻璃及金屬條隔著。我們三人──徐自強、楊宗澧及我──靠用電話筒對話。
他告訴我們阿扁(陳前總統)跟他住在同一棟。他在幾次的運動時間看過阿扁。徐自強每天可以在天井的放封區散步或運動20或至30分鐘,除了下雨天之外;但台北的天氣卻常常這樣。
楊宗澧讓徐自強知道半島電台對他的案子有興趣,而且有可能會來訪問他,請他別拒絕。徐自強點頭答應了。司法改革基金會及許多團體為了提升徐自強及其他類似案件的能見度,已經作了許多年的努力及嘗試。
我詢問徐自強一些關於他的日常生活細節。他說他喜歡閱讀,尤其是小說。任何東西都可以殺時間。獄所裡面有圖書館,但是他讀的書通常都是他家屬帶來給他的。親屬也可以帶來他們的摯愛所穿衣物,以及另一些也許是世上最好的東西--食物。被問到看守所內的飲食品質,徐自強回答:「呃,我們只求能吃飽就好了!」
徐自強的親屬會在他們可以的時候來探視他,但是訪視只能有20分鐘。他的兒子在高雄讀大學,所以無法常常去看他,但他的媽媽會定期去探視他。今天NGO工作者已經有先打電話給徐自強的媽媽,以確保我們不會在同一天前來探視,因為徐自強一天只能接受一次的訪客。
徐自強也有一部小電視在他的房間裡,那是他的家人帶給他的。他跟我們說,他上週有看到一些關於自己的新聞。他看到他媽媽在判決之後無法抑止的大聲痛哭,並崩潰跌坐在法院外的地板上,週遭還圍著許多獵取畫面的記者。
「我以為這次的判決會不一樣。」他平靜的說著。
「所以當下的失望是會心痛沒錯…」他說;但看到他媽媽崩潰跌坐在法院外的地板上時,卻是更加的難受!
「對於即將逼近的死刑執行,我一點都不畏懼!但我只是更加傷了我媽媽的心!」他說著。
突然之間,有個錄音廣播插入我們的對話:「您的訪視時間即將結束。」
在錄音廣播不斷重複的同時,我們坐著尷尬對望,思忖著在剩餘的時間裡,我們還能再聊些什麼。
我詢問徐自強,當他跟律師見面的時候,是否也是這樣?
「不是。律見的時候,我的律師可以跟我在同一個房間裡見面。有時候他們會需要我在一些文件上簽名。」他說著。
但他的媽媽跟兒子卻沒有如此幸運。對他們來說,徐自強與他們之間的距離就如同他與我們之間的距離一樣遙遠:只有一個透過話筒傳來的聲音,在層層柵欄與玻璃之後,在那個彼此的擁抱所無法可及之處。
「時間已到。」錄音廣播再度中斷我們的談話。
電話線路中斷,看守員也再度走進那個房間。
就在他及邱和順要被帶走的同時,徐自強對我們小小地揮手致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