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淵案】法庭觀察－釋憲後的死刑適用標準，誰說的算？

文／Lily Wang（「她說犯罪」Podcast 主持人）

2024年9月20日，大法官在113年憲判字第8號（下稱「憲判第8號判決」）解釋中宣判死刑部分合憲，並對其適用條件作出限制，強調「死刑僅能適用於犯罪情節最為嚴重的個案，且必須確保刑事程序的規範與實踐符合最嚴謹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同時，大法官也舉例說明哪些犯罪情狀可能符合適用死刑的條件，例如：

• 預謀的蓄意連續殺人或恣意無差別殺人等惡性重大之動機；

• 使用足以造成多人死亡之武器或爆裂物、生物化學製品、毒藥等；

• 對被害人施加明顯不人道、有辱人格、極端凌虐之殘忍手段；

• 對於犯罪之掌控程度，或實際參與犯罪、其各自行為對被害人死亡結果之原因力強弱；

• 就犯罪結果而言，是否殺害多人，是否與其他重大犯罪行為結合等。

不僅如此，大法官也說明上述提到的犯罪情節，是用來判斷個案是否屬於「情節最嚴重」的參考範例，但並非一成不變的清單，每一個個案均須檢視行為人係基於直接故意、概括故意或擇一故意[1]而殺人既遂；犯罪的動機與目的、所受刺激、犯罪手段、參與程度、所生危害或損害、違反義務的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再犯可能性、更生教化與再社會化可能性，以及其他量刑事由。解釋中說明，如果在其他案件中，有與這些範例嚴重程度相當的情況，並且足以證明該案件的犯罪情節確實屬於最嚴重的情況，仍可對被告判處死刑。

乍看之下，大法官建立了一個更加嚴格和精細的死刑適用標準，但無法被明確定義、甚可能被主觀解釋的「新規則」如何在法庭中被應用？可能還尚存爭議。

死刑再辯論，憲判後的生死抉擇

2024年12月27日，最高法院就李鴻淵死刑案開啟準備程序。在這歷時一個多小時的程序中，檢察官、告訴代理人、辯護律師針對此案「是否屬最嚴重犯罪情節、有無符合最嚴密正當法律程序、量刑基準」三個關鍵問題進行爭點整理，而「犯罪情節是否達到最嚴重的程度」成為此次爭論的核心焦點，檢辯雙方也對該問題的解釋明顯存在分歧。

爭點一：被告所犯是否為情節最嚴重之罪行？

爭點二：一致決的範圍應如何界定？是否包含各審級？本件事實審是否適用此範圍？

爭點三：本件判死刑是否符合罪刑相當？

爭點四：本件判死之事實認定，應採個別逐一評價，還是綜合整體評價？

檢察官和告訴代理人皆舉出被告在2018、2019年陸續購買槍枝、子彈，並於2022年近距離對被害人開槍，導致多人死亡，符合最嚴重犯罪情節。辯護律師則引用被告的精神鑑定與量刑鑑定部分結果，指出其具有「衝動、無謀」的人格特質，並強調如果被告為預謀犯案，其後續行為不該出現明顯的紊亂情況。

另外，憲判第8號判決指出，死刑判決必須符合最嚴密的正當法律程序，因此科處死刑的判決須經審合議庭法官全體一致同意。但是，該憲法判決也說明，之後的新審案件必須遵循上述要求，但對於已完成歷審判決的案件，其法律效力則不受影響。

在準備程序中，辯護律師團表示，雖然此案一、二審判決結果在憲判第8號判決結果出爐前已完成，但為了確保死刑判決的審慎性，儘管過去的判決在釋憲前已經完成，仍應適用「歷審合議庭法官全體一致同意」。他們強調，三審制度屬於法律審，重點在於法律適用是否正確，且上級法院有權審查下級法院的判決。因此，二審合議庭是否達成一致決議，構成了合法審查的程序要件。辯護律師進一步指出：「若法官是全體公民的代表，且合議庭中至少有一位法官認為被告不應判死刑，則可以推斷部分公民可能也持相同看法。因此，若至少有一位法官認為被告不該死，必然也有部分公民持此立場。」相對的，檢察官認為，由於一、二審的判決是在釋憲前作出的，因此不應受到此次憲法判決的影響。

「康建生技四死命案」、「康健大屠殺」、「近距離槍決」是媒體為此案下標的常見標題，大眾對此案的認知多半也是依賴新聞報導內容，李鴻淵案造成四人死亡、一人重傷，且於一、二審分別被判處一個無期徒刑定讞和三個死刑，確實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然而，被告的背景—包括成長過程目睹父親對母親家暴、僅有國中學歷、曾遭受職業傷害及職場霸凌等歷史，是否應該影響對其行為的理解和判決，往往是媒體忽略的內容，也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隨著程序進入尾聲，雙方爭點整理來到「三個死刑判決」是否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應該以「單獨評價」還是「綜合整理評價」為準？

「三個死刑？單獨評價？綜合整理評價？」這對稍微熟悉刑法但沒接受過專業法律訓練的我來說，很難區分差別，「死刑只能執行一次，那被判三個死刑總不能執行三次吧？單獨跟綜合真的有差嗎？」旁聽時，我心中出現滿滿疑問。

在有點茫然且快失去專注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人生第一次參與法庭旁聽時，檢察官和辯護律師針對被告科刑進行辯論時的交鋒內容，包含被告的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等評估要件，才理解此案為何針對「幾個死刑、如何評價」做出討論。

每位被害人或犯罪事實可能具有不同的情節或嚴重性，透過逐一討論才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量刑，也可以避免對同一事實或情節在量刑中重複計算。

法庭中的小插曲：法律與民意

「一位被告有三位辯護律師，而一位被害人只有一位告訴代理人，這樣怎麼能符合人民的法律情感？」在準備程序中，告訴代理人提出了這樣的質疑，並引發了法庭中的一場小插曲。這也反映了憲判第8號判決後，社會中不斷充斥著「為什麼要幫壞人辯護」的聲音。

辯護律師回應：「死刑案件關乎生命，必須充分保障被告的辯護權。在這類案件中，從多元角度進行辯護，才能真正實現被告的基本權利。」他進一步引用《李敖書信集》其中一段，李敖寫信給時任台北看守所所長的朱光軍，提及與他打官司的前《文星》雜誌社長蕭孟能即將入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2]：「麥克阿瑟對敵人的做法是：給敵人最好的律師來辯護，如果有罪，就將他吊死在最高的樹上。」意思是，即便被告是敵人，仍應該賦予他們正當的法律程序，並進行公正的審判。

「以嚴謹的法律程序改善死刑問題」本期望能夠促進社會共識，但從不同角度來看，「嚴謹」兩字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且大眾對此標準的認定也不盡相同。面對不斷認為被告「逃死」這樣的聲音該如何處理、怎麼找到共識，仍然需要進一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