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陰鬱的下午，我與死刑犯的會面

文／謝俊彥（廢死聯盟實習生）

「這不只是正義的流產；這簡直是，一屍兩命啊。」《殺戮的艱難 P35》

在那個天色陰鬱的下午，我和另一位實習生前往看守所接見兩位同學（死刑犯）。出發前，擔任廢死聯盟法務專員的學姊楊雁提供了這兩位同學的資料，讓我們對兩位同學有初步的認識。除了廢死網站的內容之外，我也Google了案件相關的報導。

閱讀的當下，除了驚異於殘忍的手段，也很好奇是怎樣的生命脈絡才形塑出這樣的人？我總設想犯罪者的成長環境是經濟匱乏、教育資源有限、缺乏關愛，甚至是充滿創傷的。若犯罪行為跟這些因素有關，那需要被處罰、檢討的就「只」有犯罪者本人嗎？把他們「執行掉」，前述問題就解決了，社會就會變更好嗎？我帶著這些疑問前往看守所。

接見前我們在附近賣會客菜的餐館吃午餐，我想起短片《鹹水雞的滋味》中，受刑人在陰暗、潮濕且擁擠的舍房中津津有味吃著會客菜的樣子。然而實際吃起來就只是普通的自助餐，甚至還有些過鹹。起初，我有點無法理解為何這樣的口味在監所內會受歡迎，直到看到接見等候區所展示令人作嘔的菜色（大概只比羅馬角鬥士的麥片粥好一點點），才意識到會客菜相對而言簡直是無上珍饈。

如果監所也吃這樣，這些光看就令人難以下嚥的食物，這是受刑人應得的嗎？我天馬行空地想著，他們被判處的是自由刑還是「吃爛菜刑」？執法單位所給的是他們應得的處罰，還是抱持著「反正他們是有罪的，有給東西吃已經不錯了」的心態而恣意對待？

接著我們來到等候區，整齊排列的藍色塑膠椅佔據絕大多數空間，令人聯想到監理站，只是一牆之隔的另一端關押著收容人。根據我的觀察，等待會客的人大致可分成三類，分別是年邁的長者，抱著嬰幼兒或頂著孕肚的年輕女性，以及手腳包覆大片色彩、穿戴浮誇金飾的兄弟人。

對於成長於中產階級家庭、求學之路還算順遂的我而言，他們好像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我幾乎無法想像他們成長的日常究竟是怎樣；與此同時，我也猜想著，如果形成犯罪者的環境存在共通點，那是否「徹底解決犯罪問題」是有可能的？

此外，看見來訪的家屬，讓我想到犯罪不僅是加害者和被害者之間的事，也是數個家庭的事，更是整個社會的事。襁褓中的孩子會怎麼看待坐過牢的家人？這樣的親子關係是否可能成為高風險家庭？犯罪行為會終結在這一代還是有所延續？人們會不會歧視孩子的家庭背景、進而衍生另一樁悲劇？既有社會氛圍讓我無法往好的那面想。

接見中，初訪此地的我有些珍貴且難得的觀察與思考。首先是寄會客菜，有些規定實在令人無法理解，比方說有碎骨的雞肉不能寄，但含有完整腿骨的雞腿卻可以？或是一樣是炸雞，但有的品牌可以寄、有的卻不行；其次是寄書，登記接見時看到有位中年男子要寄英漢字典，但因為是有硬殼的精裝書而被退回，也注意到一位中年女子在寄色情刊物，那時我想到，現代人抒發生理需求的素材（色情影片、圖片、漫畫）大多能在網路上找到，那紙本色情刊物是否會因此沒落？若真是如此，日後的受刑人和收容人該怎麼辦？有人會注意到他們性需求的權利嗎？此外也發現一些可以改進之處，以接見次數為例，若能將這項業務公開在網路上，讓家屬可以確定何時可接見，甚至是事先登記，那不僅能減輕監所的業務，亦可能更加便民，只可惜現在仍是人力處理。

進到會客室後，我發現我們和兩位同學的會面都被安排在走廊最深處、遠離其他會客家屬的第40號隔間，是否是因為我們接見的對象是死刑定讞的收容人？一開門，首先注意到的是對話工具，真的是電視上會出現的那種電話，另外，也觀察到桌面上的警示語：不能用手語。我想到參訪景美人權園區時的記憶，即過去接見政治犯時，禁止說華語以外監聽人員聽不懂的語言，因此若家屬和政治受難者都只會說台、日語，就只能相望無言。那麼在現代，這項規定的目的是什麼呢？只能用手語溝通的瘖啞人士該怎麼辦？外籍收容人能不能用母語對話？不同國籍的手語有所差異，那是全部禁止嗎？還是只是防止打暗號？

那天接見的第一位同學是劉先生（化名），寒暄過後他不斷提及家人，他希望自己能快點被執行、不想造成其他人的困擾。他說，就算釋憲結果是違憲又如何？他們對社會而言就只是壞人，何況只會折紙蓮花的他也沒什麼回歸社會的能力。

十五分鐘的接見時間一到，電話另一端的聲音戛然而止，制度切斷我們進一步暸解他的機會，也斷開他和外界為數不多的連結。他一起身，我才驚訝地發現他看起來好矮小！看起來大概只有150公分，剎那間閃過好多念頭，會不會是成長環境致使的營養不良？那是否能作為貧困和犯罪間關係的例證？還是數十年的牢獄生活所致？我有好多疑問。

第二位是陳先生（化名），來到看守所之前，學姊就說他總是很有精神且活潑健談，聊起來果真如此。他談起需要看牙科的事，還說目前假牙壞掉，只能先用三秒膠勉強黏著，他很感謝學姊跟其他同事的幫忙，他不斷說著謝謝和歹勢。

在兩個短短的十五分鐘內，同一個走廊最深處的40號接見隔間，隔著一片聲音穿不進去的厚重玻璃、一道鐵柵欄和另一片厚重玻璃，我盯著他們的臉，試著想像他們如報導描述般犯下案子的過程，但實在好難。我想不到身材矮小、說話靦腆的他用電話線勒死受害者的樣子；我想不到爽朗風趣，不時語帶歉疚的他，對著其他生命開槍的樣子。我好幾度曾有那種臆想，幻想著眼前的人其實沒做過那些事，但我的理性知道他們有。

曾經看過一種說法：人體細胞會進行新陳代謝，不同細胞有不同的更新速度，換掉全身的細胞總共需要七年。也就是說在生理上，過了七年我們就是另外一個人。照此邏輯，眼前這兩位已在監所度過數十載光陰的收容人，跟當初犯下案子的，還會是同一個人嗎？如果這個社會所不能接受、想除掉的，是犯下殘忍罪行的人，那麼今日的他們已有所改變，刑罰的目的是不是就已經達成了？還需要再多殺一個人嗎？捨棄這樣的可能性而選擇直接剝奪其生命，還稱得上是正義嗎？多殺一個人，這無疑是「正義的流產」。

出發的前一天，很巧地接觸了兩個關於死刑的討論，一是人權學程課堂上播放的影片，內容是黃致豪律師在TED談及他如何為重大刑案加害者辯護，另一個是廢死聯盟法務主任林慈偉在法律白話文運動的Podcast上談廢死。前者提到，國家如何出於政治考量而不遵守程序正義，後者則強調，現有制度沒有一致的審判基準，導致審判存在著恣意性。這些論述給了我一些靈感、一些很相似的感覺，但我當下說不出那是什麼，直到走進看守所後我才能完整地組織出那些想法：人們不在乎犯罪者是否受到公平的對待，甚至不希望其被公平對待。

在意識到監所糟糕的伙食、惡劣的居住環境，還有如同廉價勞工的生活等，毫無尊嚴、亦無教化功能的對待時，我腦中浮現的是北歐監所乾淨明亮而整潔的房間，有冰箱、有電視，幾乎比我現在的租屋處還舒適漂亮，受刑人在其中唯一被剝奪的只有「自由」。我大膽地想像台灣如果也朝此方向進行改革會發生什麼事，然後瞬間意識到主流民意絕對會強力反對，人們恨不得殺之而後快，哪可能還談什麼權利、談什麼公平？他們也配？

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對違背一般道德觀的犯罪行為感到憤怒（我也會），但樸素的正義，往往使人忽略國家沒有依法行政的事實。就算意識到這麼做不太對，也會刻意無視之，因為這違反一般對正義的想像，違反數千年前蘇美時期、以牙還牙的法律觀。

「國家有沒有遵守遊戲規則」一事之所以重要，以及人民之所以該對國家權力有所警惕，原因在於公權力可能傷害我們每個人。我們花了數千年拿回王的權柄、發展出憲政主義，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建立依法行政的有限政府，既然如此，我們能放任國家恣意擺佈人民最重要的財產權、自由權甚至是生命權嗎？對於刑罰，我們能不更審慎檢視嗎？我們能確保下一個國家暴力的受害者不是你我，不是我們珍視的人嗎？

當多數人不介意中壢超商「浩克」被警棍痛毆、不在乎少年遭到電擊棒刑求、不覺得對社工師上銬有什麼問題時，我們距離正常的國家，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

（編輯：林筱庭、吳佳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