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劫之後，餘生何以可能？——死刑平反者重返社會的舉步維艱
文／郝柏瑋（諮商心理師，台灣開放式對話網絡發起人）
「倘若是清白的，即便涉嫌參與犯罪事件，無論如何，法律也會還自己一個公道吧？」
這是一般社會大眾面對法律的看法，法律維持著社會秩序，它也聯繫著自己對於這個世界是否安全、人與人之間可不可以信任，以及相信如果自己權益受損會有特定機制還我公道等等的內在社會正義預設。換句話說，普通人一輩子，可能從來都不覺得，也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被捲進冤案裡。因此，即便一個冤獄案件被平反了，大眾也會直覺地覺得這位所謂的平反者，只是因為證據不足而被釋放，不代表他真的清白無辜，因為「清白的人是不會無端被冤枉的。」我們幾乎無法相信，心中賴以建立秩序與安全感的機制，是有瑕疵、會出錯的（即便真確存在），因此錯的一定是人、是嫌疑犯、是罪犯。
這同時也是冤獄平反者會遭遇到的困境，也就是與社會常民之間的關係斷裂，尤其是死刑冤案平反者。
因為經驗差距太大以及上述的心理狀態，普通大眾很難想像這樣的人，導致平反者彷彿像是硬生生掉出了社會一般。當平反之後走出監獄，困難如過萬重山。撕掉獄中的編號，重新獲得自己的名字之後，卻失去了與他人對話的語言。美國國家冤案登錄中心2019年年度報告統計，平反者平均每人遭監禁13.3年；根據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訪談37位死刑犯得知，他們平均已經被關押將近20年，恐怕人一生中最精華的時段都被放置在監所裡頭。在獄中每天重複相同的任務、中斷與外界資訊往來、失去自我價值、失去生產力、失去意義、與社群斷裂地活著，同時承擔著不知道機率多少的平反機會，以及面對不知道死刑何時要執行的死亡焦慮。與平凡人可預測、有選擇、活在社會秩序當中的安定生活相比，這樣身心煎熬的獄中生活，日子一久，已經將一個人毀了一半。平反出獄之後，半毀的人即刻要面對的是生活重新定位與探索。許多冤獄平反者都提到，其實最焦慮的是出來之後「不知道要做什麼」，在獄中一切作息都被規定，十幾二十年沒想過要如何規劃與安排時間。想工作，但過去曾經從事過的職業，因為那些被剝奪的時間而已經跟不上現代發展，可能也很難回到原本的職場。想要找家人或以前的朋友，但是原本的人際關係也因為涉案慢慢斷掉，只有少數的人會願意相信你是清白無辜的。出來之後的每一天，都需要花錢、都要謀生。光是想「錢從哪裡來、我要住哪裡、我要做什麼、我可以聯絡誰、會不會麻煩到別人......」各種思緒就佔滿了一個人的腦海。面對重新融入社會的壓力，手上卻幾乎一無所有，內在持續地承擔對於曾經被判刑的汙名與羞恥、擔心不被接受、也不覺得有人可以理解，內在的矛盾與苦不知道該從何說起。許多平反者都表示，其實出獄之後反而更難入睡，甚至根本就沒辦法好好睡。面對人生的壓力，外面的世界，不過就是比較大的牢房。這樣的經驗，其實與白色恐怖受難前輩相似，同樣遭受到司法不公對待之後，即便離開了監獄、名譽被恢復，心理與社會的影響卻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修復。
在愛爾蘭有「桑妮之家」（The Sunny Center，又稱陽光之家、陽光中心）成為死刑冤案平反者的後盾之一，這是一家由桑妮（Sunny Jacobs）和彼得（Peter Pringle，2022年底逝世）創立的機構， 他們夫妻也都曾因謀殺罪，分別在美國和愛爾蘭遭判處死刑，在死囚牢房分別待了17年、15年多之後才獲平反。由於自己有切身經驗，他們深深理解死刑平反者的需求，因此他們打開家門，迎接剛離開監所的平反者來到中心（同時是他們的住處）修養居住一陣子，做做瑜伽、冥想、農務工作、與動物相處，以及陪伴他們、跟他們對話，讓一個人重新釐清自己、找尋融入社會的入口。2023年12月由台灣冤獄平反協會舉辦的《從未》平冤影展，曾播放由馬克．麥克勞夫林（Mark Mc Loughlin）執導的陽光之家紀錄片《歷劫餘生》（Fallout），此片紀錄了一些在桑妮之家的生活，以及冤獄平反者分享長期關押歷程中對自己的影響。在放映期間，導演也前來台灣座談與交流，筆者有幸在廢死聯盟的牽線之下，與導演、三位台灣的死刑平反者一同透過視訊跟桑妮之家創辦人Sunny交流對話。
在這場對話當中，最印象深刻的是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剛離開看守所的艱難時刻，描述自己的人生在入獄之後彷彿就靜止不動了。獄外的大家都在生活、休閒、社交、談戀愛、工作，在裡面就是日復一日的固定作息，沒有終點、無法感受到意義與希望的監禁，長期來說就是種酷刑。但是出來之後酷刑並沒有結束，即便有友善的團體或親友互動，也會感受到格格不入的感覺，發現自己講話的內容、說話方式、談論的話題與生活經驗都差距太大；十多年沒有接觸到異性，跟異性互動也會怪怪的，講話不得體、相處不自在，即便對於人際或親密關係有需求，但卻不知如何跨越中間那道隱形的鴻溝。有些人用工作、打電動麻痺自己；有些人，擔心外界眼光而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像極了在獄外繼續坐牢；有些人，想盡各種方法重新找到生活的寄託；有些人，需要持續與長期關押導致的身心狀況共存，在周邊環境中找治療與復健的方法。共通的地方是，大家都不太敢去想像「未來」，因為在獄中十多年的歲月中，「未來」早就是從人生字典中被刪去的字眼。
凡是人，遇到一個人無法理解、無法面對的經驗，而不知如何消化與自處，就會有創傷反應，我們可以說經歷冤獄就是一種因為調查、偵辦、判決、執行歷程諸多不完備造成的體制創傷。依照《創傷與復原》作者美國精神科醫師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所整理的創傷的復原除了需要時間，也需要恢復安全信任、訴說與哀悼、重建連結與重拾內在正義四個關鍵歷程：該如何有一個不需要擔憂三餐不繼的環境、同時不需要抵抗防禦外在的不諒解與壓力；該如何修補或至少嘗試修補多年沒機會聯絡的重要關係；該如何慢慢接納與敘說那段因為關押而造成的蒼白時光；該如何在信任的關係中去談論因他們沒有做的事情而被判處死刑造成的痛苦與憤怒，以及哀悼那因為監禁而被剝奪、沒機會活出的人生。只有一點一滴重新打造，才有辦法開展獄後的將來。如同Sunny於《衛報》訪談中談到的：「我必須學會如何謀生，做母親，再做一個人。」這所有的歷程，也相當仰賴社會大眾對於冤獄平反經驗的同理與理解，使得平反者進而與這個制度、遭遇、體制、命運，甚至是自己和解。原諒不該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事情卻在自己身上發生了；原諒自己年輕不懂事錯過關鍵的救援時刻；原諒自己無法阻止這樣的憾事發生；原諒自己即便盡力也無能為力，也原諒自己對自己、家人與社群造成的影響與傷害。生活重建之路舉步維艱，每一步都攜帶著生命與情緒的重量。而冤獄平反者們都用他們自身經驗具體地告訴我們，極刑對於一個人生命的重大影響，這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犯罪、人權、懲罰、身心健康、社會復歸，以及我們作為一個群體如何認納不同多元的他者，成為彼此友善的支持網絡。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