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執行在新加坡的爭議與反思
文／Sky Siaw（亞洲反死刑網絡計畫專員）
新加坡在2022年進行了一系列備受全球譴責的處決行動，其中包括處決一名患有智力問題的馬來西亞死囚納加德蘭（或稱納根Nagaenthran）。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到了2023年，新加坡政府仍然堅持執行死刑的做法。於2023年4月26日淩晨5點55分，一名46歲的新加坡籍印度死囚譚加拉朱（Tangaraju Suppiah）因教唆參與運毒一公斤大麻而被國家執行死刑。
譚加拉朱的46年人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牢獄中度過。在小學五年級時，由於成績不佳而輟學，並在14歲時受朋友的介紹和好奇心的驅使下，開始吸食大麻並且形成了上癮問題。從那時起，他就一直在監獄中度過相當長一段時間。
2013年，譚加拉朱獲釋後，與家人一起開了一間小雜貨店。他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能夠重新融入社會。當時他需要每週安排尿檢，結果因為一次無意中錯過尿檢，他於2014年1月被捕，警方指控他涉嫌與2013年9月的一起販毒案有關。
據警方指控，譚加拉朱在2013年9月從馬來西亞攜帶了1,017.9克大麻入境新加坡。因此，他在2018年被判犯有「教唆參與運毒」罪名，並被判處死刑。隨後在2019年和2022年底，新加坡法院分別駁回了譚加拉朱的上訴和要求案件複查的聲請。在整個過程中，譚加拉朱一直堅稱自己是無辜的，並堅信法院最終會為他伸張正義。他和家人多年來一直沒有放棄希望，直到4月19日收到來自新加坡當局的通知：譚加拉朱將於一個禮拜後的4月26日執行死刑。
儘管譚加拉朱曾經吸食大麻，但他堅稱自己「無辜」並非毫無根據，這也是本案引發爭議的核心。當局指控譚加拉朱與一名名叫Mogan的人共同參與了販毒活動，但是譚加拉朱從未親眼見過、接觸過這1,017.9克的大麻，也沒有為此支付或收到任何款項。
事實上，譚加拉朱並非在運輸大麻過程被逮捕，而是被指控為Mogan提供了兩個電話號碼，因此被視為教唆和參與販運活動。然而，譚加拉朱堅決否認與這兩個號碼有任何關聯——其中一個號碼根本就不是他的，而另一個號碼他聲稱已經丟失。儘管如此，檢方仍以間接證據來指控他，並未對與這兩個號碼相關聯的手機進行調查，而新加坡內政部卻堅信這些間接證據足以證明他的罪行。新加坡法律規定，販運超過500克大麻的罪名成立即可處以死刑。儘管譚加拉朱從未接觸過這1,017.9克的大麻，他被指控密謀販運全部1,017.9克大麻的罪名，最終被判處死刑。
譚加拉朱在整個審判過程中都沒有得到適當和公正的待遇，這引發了許多人對司法公正性的擔憂。在審訊期間，譚加拉朱沒有律師也沒有坦米爾語翻譯員陪同，在與警方的對話中，他並未能清楚地理解他們的意思，他曾要求提供翻譯員的協助，但卻遭到拒絕。
譚加拉朱的案件引發大眾對公平審判的質疑，死刑並非阻止販毒活動的唯一手段。儘管國家試圖以死刑作為最嚴厲的懲罰來打擊毒品問題，但背後的毒品集團卻依然逍遙法外，毒品交易依然持續進行。相反，運送毒品的「毒驢（drug mules）」卻成為了替罪羔羊。
深入探討這些「毒驢」的社會經濟背景，我們會發現許多人都來自經濟弱勢的邊緣群體，他們的「毒驢」身份容易被其他人替代。根據馬來西亞2018年的資料顯示，51.5%的被判死刑的人來自低收入群體，而34.4%則是沒有固定工作或失業的人。在面臨三餐溫飽的問題時，這些人無法理性地權衡犯罪的利弊，也無法考慮到被捕、被起訴和被判死刑的風險。
這一事實顯示了，將死刑用於毒品犯罪處罰的做法是違背國際準則和標準的。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死刑並不能有效地阻嚇毒品販賣。我們需要更加關注複雜的社會和人性層面，深入思考毒品犯罪問題的結構性根源，以及國家如何通過教育、社會改革和法律手段來遏制犯罪行為，共同承擔責任並加強對受害者的保護制度和支持體系。
只有通過這樣的努力，我們才能開始解決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共同建設一個更加公正和正義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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