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自由不自由》:「牢房牆壁慢慢移動、逼近」,然而生命持續地創造

文/林運鴻(書評作家)

很多人在求學過程中,都讀過柯旗化寫的《新英文法》,但比較少人知道,柯旗化曾因為一本左派藏書,成了黑牢中監禁十七年的「思想犯」。更多人不知道,柯旗化還曾經在狹小牢房中單獨囚禁超過一年,那裡沒有陽光卻日夜燈火通明,任憑喊叫呻吟也得不到任何回應──如果不是心中有上帝指引、渴望看見台灣邁向民主自由,一個聰慧靈魂必定會就此精神崩潰。


《自由不自由》電影主視覺。圖/IMDB

 

 

 

 

 

 

 

 

 

全美年齡最小的死刑犯:肯尼

《自由不自由》的主角,是在美國阿肯色州貧民窟長大的黑人青年肯尼(Kenneth Reams),他在「民主國度」裡同樣遭受極不人道的「單人監禁」,只是刑期要比柯旗化的遭遇再添上二十個寒暑。肯尼在十八歲時成為全美年齡最小死刑犯,此後每天只有一小時放封,日子困乏單調,看不見解脫希望。或許只剩下一種未知:何時會執行毒藥注射?

或許你會說,死刑犯等待死刑,那有什麼問題?等等,也許你該問,怎樣的罪惡,才足夠交換「極度封閉孤獨、無限期等待死亡」這樣的折磨?肯尼十八歲那年,因為好友需要五十元美金,購買學士帽和畢業袍,倆人決定打劫卡車司機。朋友手中的槍枝走火,肯尼對朋友大吼:「去你的,幹嘛對他開槍?」

肯尼當然並非無辜,但並未開槍的他,顯然罪不致死──儘管司法官僚後來終於承認本案判決並不適當,但同時又出於「各種考量」,不願重審、不能改判。諷刺的是,當監獄庫存的注射毒藥即將到期,州長乾脆一口氣批准八名死刑。昂貴的是藥劑,便宜的是人命。

沒有盡頭的牢獄之災

肯尼或許可謂「幸運」,爭議判決讓他免於死亡名單,但換個角度,這樣的幸運無比「不幸」,因為那也意味著,肯尼將要繼續在單人牢房中,隔絕於陽光、同類、希望,並且永遠不知何時結束。

在本片中,肯尼的辯護律師,有一句話描述非常生動:「想像你在廁所中度過一個週末吧。肯尼在那度過二十三年。」

如果這還無法讓你改變「相信死刑」的心情,那麼,本片拜訪了肯尼的獄友恩度・歐勒圖善尼(Ndume Olatushani)。恩度是冤案受害者,無辜的他在單人監禁中虛耗二十八年生命。要如何度過冤獄中的巨大無邊孤獨?恩度會在囚房中慢跑,然後運用想像力,假裝、說服、欺騙自己,狹窄空間就似乎會往遠處後退一點。用肯尼的話來說:「這些牢房牆壁會慢慢移動、逼近,等到你某個精神脆弱的時刻……它們就會倒下來,這些牆壁會把你生吞活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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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片中確實有幾張肯尼的照片,但在鏡頭裡卻沒有一張活生生的臉孔。圖/IMDB

 

鏡頭裡沒有一張活生生的臉孔

本片的敘述形式別具一格,整部片你都看不到主角肯尼。儘管片中確實有幾張肯尼的照片,但在鏡頭裡卻沒有一張活生生的臉孔。獄方這樣說,人手不足,無法接受導演的拍攝探訪請求;肯尼這樣說,二十年了,我僅僅吃過一次甜甜圈;律師則說,肯尼當年的審判,國家指派一位毫無死刑案件經驗、但手上同時處理四百名被告的公設辯護人;而肯尼的姨媽一開始就說,外甥的童年在挨餓與母親暴怒中度過,有無數次姨媽必須將他藏入衣櫃。最後,肯尼再從如此遙遠的、充滿雜訊的、時間到就自動切斷的電話那頭告訴你:六十年前,黑鬼吉米(Jimmy Wilson)偷竊了兩美元,被法院送上電椅。

不知道現在你是否也注意到了,這樁二十三年的單人監禁,背後真正的「成因」──社福、獄政與司法,根本全都嚴重失靈。

最殘酷的等待,最美麗的邂逅

然而,《自由不自由》的故事,卻無關頹唐消沉,反而是勇氣與自由的讚歌。身陷囹圄的肯尼,還可以如何對抗命運?他決定成立「由誰決定」網站,為大眾提供資訊,認識美國司法史中那殘酷的死刑。肯尼同時埋首創作,用一雙巧手,把自己的囚室做成微縮模型、用木材搭建維妙維肖的電椅、用肥皂雕刻象徵司法失衡的天秤。因為冤案坐牢三十年的獄友恩度,同樣在監獄中開始接觸藝術,畫布可以揮灑不羈心願,透過奔放的色彩與造型,心靈便展翅高翔。

藝術不只救贖監禁,更帶來了殘酷等待中,人類可以碰上的最美麗邂逅。當電視台報導了肯尼的遭遇,這讓法國畫家伊莎貝爾(Isabelle Watson)深深感動。他們開始通訊,肯尼甚至鼓勵伊莎貝爾重拾畫筆,倆人的作品也連袂在歐洲展出。本片也記錄下伊莎貝爾遠赴美國,在肯尼母親、姨媽的祝福陪伴下,與肯尼完成婚禮。儘管兩人結婚過程同樣不允許導演進行拍攝,就只有獄方公證時拍下的照片,但是當伊莎貝爾走出監獄,臉上綻放出一抹幸福微笑,那笑容打從心底、真摯美麗,你會不會同意,就算獄政再怎麼嚴酷,仍然不該、也不能從人類那邊奪走某些重要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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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不只救贖監禁,更帶來了殘酷等待中,人類可以碰上的最美麗邂逅。圖/IMDB

生命持續地創造

紀錄片拍攝完成時,肯尼仍舊未能擺脫注射死亡或者永久監禁的陰影。重審的要求被拒絕,州政府更要求恢復肯尼的死刑。這是肯尼當年錯誤的合理代價嗎?一名搶劫從犯,並未開槍殺人,是否也無法被原諒?──這樣的問題沒有簡單答案,但起碼肯尼在片中告訴我們,在那個壓縮半生的逼仄空間中,肯尼扔掉床墊,堅持睡在堅硬床板上,與沮喪或懊悔搏鬥。肯尼不想讓自己「過得太舒服」。至少,與他心中熱烈的創作欲望一樣,這個男人並沒有對自己的錯誤麻痺、也沒有對幾乎無法扭轉的未來認命。

或許,這位「監獄藝術家」的鬥志會讓我們湧出許多感慨,不過身為台灣觀眾,是否會想起白色恐怖時代的幾位政治犯前輩,他們同樣因為牢獄之災而拾起畫筆。比如歐陽劍華、比如陳武鎮。兩人沒有任何「不法」,只因批評領袖的「言論」獲罪、差點在牢中斷送餘生──幸而外在強力無法奪走人類的內在創造力,於是,儘管身處充滿虐待、刑求、冤案的鐵幕黑獄中,政治犯或者其他受難者,都可以娓娓道出自身遭遇,或者倖存後無法痊癒的創痛。

個體非常渺小,往往無法改變被結構或偶然決定的悲慘命運。然而無論如何,陽光可以常駐心口,渴望自由的靈魂可以飛出鐵籠。但願那樣一個更美好世界,殺戮或囚禁,不至於成為以暴制暴的第二次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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