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小豌（廢死聯盟專案助理）

2017年3月，經澳門入境中國的李明哲，突然被當地的國安人員戴上頭套帶走，接著便是後續一連串的審訊和囚禁，中國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將其判刑五年，於湖南赤山監獄服刑，透過妻子李凈瑜及台灣人權團體四處奔走、高調救援，終於在今（2022）年4月刑滿後獲釋返台。

中國監禁李明哲的理由為何？因為他關注人權議題，關心和支持中國政治犯，透過網路社群向中國分享台灣人權、民主和血淚歷史。這些舉動，即便到了當今時代，對於獨裁政權的中國政府而言，仍是依法可以判處重罪的罪行。

五年牢獄時光為李明哲帶來的，不只是作為政治犯被關押的深刻經驗，還有獄中極差的生活條件導致過敏、狂流鼻水的症狀。李明哲調侃自己是在中國監獄做田野調查的人權工作者，在這次的訪談中，我們透過他的轉述進一步認識中國的監所處境，也經由和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的對談，對照台灣監所環境及死刑犯的處境。

身在中國監所的田野

如果要用三個詞描述在中國監獄關押的生活，李明哲認為是「孤單」、「距離」和「累」。

這份孤單，是因為和自己的家鄉、親人分離，更因為作為政治犯，在獄中面對著不被理解的疏離感，中國當局甚至曾經要求所有收容人不得和李明哲交談。其次是「距離」，不只是橫亙在兩岸之間地理位置上的差距，更是思維模式的落差。最後是「累」，來自疲累高壓的超時勞動狀態，每天從清晨六點一連工作11至13小時是赤山監獄收容人的日常，除了過年四天的休息外，只能毫無喘息地工作，勞動實際執行狀況和法律規定[1]大相逕庭，收容人須在炎熱骯髒的環境裡機械化地作業，製作出外銷到美、加等國或者中國國內販售的鞋子、手套、手提包，收工後還要看政府作為政治宣傳的新聞聯播，沒多少時間好好休息、梳洗，又要面對隔天一早的上工。

「是孤單，但不寂寞」細想這五年在監獄中的感受，李明哲補充道。

幸好有妻子李凈瑜會將台灣朋友對他的關心寫給他，讓他知道自己是被關注和惦記的，他曾遇過不少年長、家人都已經不再聯絡的獄友，當與外界失去連結時，孤單又寂寞才是最痛苦難熬的。被放棄、被遺忘，是被監禁的人們最為害怕的，中國用來對付政治犯、外國人的「指定地點限制住居」就是拒絕讓家屬來探視，不准犯人跟家人及律師聯繫，沒有對外窗戶，管理者不能和他說話，甚至連時間的概念都沒有，排除他和外在的一切連結，讓人置於未知、孤立的狀態，和外在完全隔絕、無法得知資訊，也不知道未來如何，這也造成很多人精神崩潰。李明哲當時被關押在中國關重刑犯監的赤山監獄，觀察到其他重刑犯也會擔心出去之後要做什麼、會不會跟社會脫節。[2]

從政治犯的「未知感」到台灣死刑犯的「待死現象」

李明哲分享到，自己也曾有段受到監禁的時間不知何時是終點，那種「未知」的感受格外讓他痛苦和絕望。他曾見過一位較年長的受刑人，刑期被判得相當重，可能這一生都無法活著離開監獄，這個受刑人因此對一切便都抱以無所謂的態度，即使違反規定受到懲處也毫不在意。

這段敘述，對於長期和台灣死刑犯互動的欣怡而言，相當深刻有共鳴。台灣目前大部分的死刑犯死刑定讞後，大多已在高牆之內關押超過十餘年甚至三十年，台灣並沒有針對這些長期監禁者妥善規劃或安排對應的處遇，死刑犯的特殊身份更讓這些同學在監獄裡感覺像被「放在那裡」，除了幾個表定大點名的時間，漫長的日子裡，若自身沒動力找事做，整天「糜爛等死、過一天是一天」這樣度日是再正常不過的反應。何時會被拖出去執行？這一生已經毀了，高牆之外僅有那些自己掛念的家人也逐漸老去甚或離世，還有什麼能在意或期待的嗎？這種未知感，是廢死聯盟目前藉由訪談計畫正想深入探討的「待死現象」。

此外，在監獄中要面對的困境，還包含處處設置的監視器，這是中國、台灣都有的現象，連上廁所、休息都活在監控之下，完全沒有隱私和尊嚴，也代表一切言行舉止都可能成為被予以評價或處罰的把柄，這樣的生活經常讓同學感到精神緊張，心裡的聲音無從抒發。

至於「教化」處遇方面，據中國官方而言監獄應有五大改造方面，重要程度依序為政治改造、監管改造、教育改造、文化改造、勞動改造，但實際執行情況以赤山監獄為例則是勞動效益至上。因監獄獲得的政府預算極其有限，只能藉由強迫受刑人勞動的所得補充作為監獄經濟來源。而台灣的死刑犯，主要教化處遇以宗教活動及宗教教誨占最大宗，其次是部分監所讓死刑犯有國畫或管樂班可以參與，至於對這些都不感興趣的同學，所方在教化上往往沒有更多元的措施，主管機關對於死刑犯的處遇似乎也沒有更多想法。

以國情不同迴避廢死義務，是獨裁者的邏輯

聊到對死刑的看法或感受，李明哲認為，其實沒有人能預先設想自己面對死刑的狀況。在中國關押這五年，李明哲所在的監獄並非看守所，因此沒遇過死刑犯，但他曾遇過被判介於死刑和無期徒刑之間的「死緩」定讞者，被判以死緩者若兩、三年間表現良好，就會變成無期徒刑確定，但就李明哲自身的經驗以及其他資深管理員所述，幾乎沒有被判死緩後來仍維持死刑判決的定讞者。以台灣的狀況而言，欣怡則認為，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廢除死刑的目標，台灣不需要效法這種中間地帶的「死緩」制度，應該是清楚地揚棄死刑，一開始就做出明確的判決，否則被告可能為了做出認罪、破案有功等加分行徑，反而加強有無錢權的階級落差，甚或必須被迫咬出沒有犯罪的無辜者。至於死刑的替代措施，欣怡認為可以是有定期評估機制、讓受刑人有假釋機會的無期徒刑或長刑期。

談及對於死刑的思考，李明哲首先想討論的問題便是：國家執行死刑、國家殺人到底對不對？此外，有些人主張要用死刑來嚇阻犯罪，但根據研究顯示，一個國家有死刑的執行和犯罪率的降低並沒有正相關。倘若認定死刑有嚇阻效果，又為什麼仍有死刑的現代國家（例如日本、美國、台灣、新加坡等）都不再以公開處刑的方式進行？此外，用「報復」角度認為要一命償一命才能撫慰被害人，或是滑坡謬誤地假定廢除死刑就等同不須懲罰犯罪，這樣的說法僅是根據片面資訊，並無法作為死刑存廢的嚴謹討論。明哲思考到：如果我們要讓做錯事的人為自己犯下的錯誤做出補償，不如要求他用長期勞動所得或具體行動去補償受害者的家庭，才具有懲罰、教育的意義，死刑只是讓人一了百了的「解脫」，無法解決問題也無法作為補償。

他更從親身的觀察反思：假如社會覺得死刑犯是一群「難以教化」的人，那不就更應該廢除死刑嗎？因為犯人在無望與未知之下更不可能被順利「改造」的，反倒可能越趨於精神崩潰、自甘墮落。何況台灣已簽署兩個國際人權公約，本應要逐步廢除死刑，有些立法委員卻對此主張「台灣有自己的特殊國情，不需要跟上世界腳步」，這說詞讓李明哲聯想到，中國政府最喜歡說他不能執行西方的民主，因為中國有自己特殊的國情，這樣的說法背後其實是獨裁者的邏輯。

反人權、反民主的死刑制度

當有一天，台灣成功廢除死刑，李明哲認為勢必會對中國造成影響，且台灣作為中國不視為外國的「地區」，所做的改變都會因為一中論述所產生的矛盾影響中國。此外，就連中國這種專制國家，目前對於死刑在法規或執行面都越來越謹慎，如果台灣廢除死刑，一定會對中國有連帶的影響。

欣怡補充分享一個有趣的經驗，在參與國際場合例如世界反死刑大會（World Congress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其實可以遇到一些擁護中國當局保守立場的官派律師，他們提到中國無法廢死時理由竟是「因為民眾反對」，直接由上而下就可以揚棄死刑的中國，卻在死刑這個議題上拉出「民意」來閃躲，想當然因為死刑這種極端刑罰其實是政治上用以控制人民的方便手段，中國政府不太可能輕易放棄。欣怡由此聯想到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亦有許多政治犯被判處死刑。直接讓對自己不利的人消失掉，是威權政府相當善用的套路。

走過這麼一遭的李明哲，堅定地繼續看重自己選擇的人權工作，面對在台灣有些人抨擊他為何要多管中國閒事，認為台灣人也沒必要紀念和關注六四事件，他想說的是，「中國很討厭，我比你更討厭中國，但它就在旁邊，你不可能不去認識它。」協助促進中國境內人權保障與民主自由，事實上也可以減少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和世界的威脅。如果台灣社會無法真正體認到白色恐怖時期歷史對當代的影響、無法理解民主自由路上需要保持多元觀點與素養，那麼我們不過是看似擁有民主自由，內在卻仍舊認同獨裁的思維。

為顧及其他共事夥伴的安危，李明哲未來不能再以同樣的方式來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但他不會放棄挺身奮鬥。歷劫歸來，重新回到社區大學工作崗位的他，仍會持續努力引導學生進行多元的思考，持續參與國內各項社會議題。同樣地，對於堅定不懈長年在台灣推動廢死的欣怡，當她越看見死刑犯的處境、越了解死刑和政治之間的關聯以及死刑的錯誤和盲點，就讓她越看重與大眾對話的價值和必要性。廢除死刑對於台灣的意義在於選擇體認和理解過去的威權歷史，廢除反人權、反民主的制度，政府也應當意識到，死刑早已不適合台灣，讓台灣成為真正尊重人權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