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佳臻（廢死聯盟副執行長）

緣起

與台北市中心一河之隔的人本三重青少年基地，位於高架橋下的某個尋常巷弄裡。一進門，滿滿的室內拖鞋整齊排列，基地的孩子熟門熟路地指引客人換拖鞋、做實聯登記，牆上有反核旗、婚姻平權旗、西藏國旗，還有孩子們的美術作品，另一個牆面則留下大家對於「想要什麼樣的基地」的討論紀錄，這個空間不僅孩子友善，對貓咪也很友善，基地裡的兩隻貓咪偶爾跳上桌跟著上課或者在樓梯間閒晃，一樓牆上竟然還釘有一排貓跳台。每個傍晚孩子放學後可以直接到基地來找朋友聊天、打電動、寫作業，基地的工作人員雖然不是專業廚師，但每天總是能料理出二十幾人份的晚餐，讓孩子可以好好吃飽再接著上課。可以感覺得出來孩子們把基地當作自己第二個家，孩子們用餐完畢會主動地收拾、洗碗，活動結束之後也會一起整理環境。

在目前「父母的錢最好賺」的大環境之下，教育已經淪為秤斤論兩的商品，甚至排擠了弱勢孩子獲得優質教育與照顧的機會。人本三重青少年基地佛心地免費提供課輔和各種課後活動讓孩子自行選擇，銜接起這個空缺。除了週間晚上的課輔，週六基地也安排了各項活動或課程，孩子們可以根據興趣進行「選修」，甚至可以主動向基地提出週末活動的建議，這些活動包括鋼琴課、吉他課、烘焙、讀書會、電影欣賞等。參加課輔的孩子要先經過面談，了解選課方式和個別的需求之後，每個孩子能自行設計「個人學習計畫」。充分理解孩子的個別需求之後，基地的夥伴會建議如何選課，尊重每個孩子的學習自主權，但唯有每週五晚上的「論壇」討論課是必修，每個人都要參與不同議題的討論。

之一

今年九月間，廢死聯盟跟三重青少年基地合作進行死刑議題討論課，預計有三次課程，前兩次課程由基地的工作夥伴帶領，廢死聯盟則帶領最後一次課程，同時為孩子們提到的問題解惑。

第一次上課，基地的館長伊真帶著大家回顧前一週看過的韓國電影《菜鳥陪審團》，這部片是以韓國2008年剛引入陪審團制度進行審判的第一個殺人案件為背景。伊真帶著孩子回顧劇中的情節，「陪審團是做什麼？如何做決定？證據為何？」接著，伊真請大家用便利貼把印象最深的角色寫下來，「這個角色發生什麼事？為什麼讓你印象深刻？」一連串的提問，協助孩子回想，也刺激他們互相討論，即使意見不同也沒關係。接著，伊真介紹台灣即將上路的國民法官制度，請孩子談談「如果你是國民法官，審查案件時，你認為哪些事情最重要？」孩子們的回應五花八門，也有不少雷同的意見，包括要有證據、要了解犯罪動機、要公平、要讓被告有機會為自己說話、要有耐心、要客觀、要仔細聽每個人的意見（包括鄉民）...... 。歸納下來，孩子們對於法官的期待，正是身為法官應該具備的條件：根據證據做審判、公平公正（不管是面對犯人、店員、還是酒店小姐）、重視程序正義、要有耐心、聽多方的意見等。

接著，伊真請孩子們回想自己或旁人犯錯和面對處罰的經驗，並且以「阿福」為化名把故事描述出來，談談在這個犯錯經驗裡的人事物，想想「如果我是阿福，我希望......」。她先拋出自己學生時代曾經作弊的例子，然後鼓勵孩子們用阿福作為匿名分享自己的經驗。有了自身經驗作為基礎，伊真開始帶入現實社會中「阿福」的故事。首先播放一則王信福從中國返台落網被捕的電視新聞畫面，伊真請孩子們說說，看完新聞報導之後，會認為阿福是什麼樣的人？他做了什麼事？對於阿福本身以及涉入的這起案件，隨著伊真揭露更多案情資訊，孩子此時浮現更多疑問：「台灣還有死刑？阿福還沒被執行？阿福的家人呢？」

循序漸進，伊真順利地讓孩子從自身生活經驗出發、透過虛擬的「阿福」角色同理「犯錯」的感受，然後再以媒體報導帶著大家進入王信福真實面對的處境。伊真發下牌卡讓孩子隨機抽選角色，這些角色分別是阿福本人、法官、受害員警的家人、阿福的家人、一般民眾。抽中什麼角色就必須想像、模擬那個角色的立場，把想法或評論寫在便利貼上，最後與大家分享。

阿福說：「如果我真的有殺人，被判死刑也是應該的」，「我被判死刑，家人應該會擔心」，「對死者很抱歉，願意接受懲罰」，「為什麼只是『教唆』就要被判死刑？」，「逃亡中國竟然還是被抓！」

法官說：「終於抓到壞人」，「阿福應該要有上訴的權利」

受害人家屬說：「我會哭」，「我會罵『！＠％＃％＄︿』（被消音的髒話）」，「我會去打兇手」，「警察經過十六年才抓到阿福，真是無能！」「我應該會衝去把阿福也殺了！」

阿福的家人說：「覺得羞愧」，「如果有做，贊成被判死刑」，「希望可以判輕一點，例如無期徒刑」

一般民眾說：「哈哈，逃不過法律制裁」，「覺得恐怖、害怕」，「無情的殺手」

基地的孩子在看了王信福遭逮捕的媒體報導之後，進行角色扮演並試著從不同立場去想像可能的反應，這些反應非常符合我們常見的媒體報導或可以想像得到社會大眾的回應。那麼，如果有了多一點的資訊和背景，看見更完整的脈絡之後，會有不同的想法嗎？

伊真用廢死聯盟和救援團隊製作的「信福，不幸福」漫畫內容，跟孩子們簡介王信福涉案的始末，試著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這個故事。伊真扮演說書人的角色，一頁頁帶著孩子跟著漫畫的內容和劇情進入故事，事情發生在一個卡拉OK裡。「碰！」伊真模擬槍響突然大喊，所有人都嚇了一跳，巨大的槍響拉開故事的序幕，故事進行到開槍的陳榮傑當年才剛滿十八歲，「十八歲？青少年耶！」孩子們驚訝於這個跟他們年紀差不多的「殺手」，後來竟被了判死刑，而且在判決確定之後很快被執行。阿福故事的漫畫版本提供了媒體上看不到的角度和細節，伊真請請孩子們記得前面扮演的角色，預告下週課程將繼續用同樣的角色進行討論。

之二

第二次課程由基地的另一位夥伴詩晴帶領，先回顧上週的角色扮演和阿福的故事，對照上週大家帶入角色之後的發言（寫在便利貼上），詩晴問大家，在了解更多事件細節之後，有沒有要改變說詞的？這時候，「荒謬」、「想罵髒話」、「政府無能」、「沒證據就判死刑，不公平」等意見紛紛出現。詩晴接著以幾個台灣過去的實際個案為例，帶領孩子從更多面向思考犯罪與刑罰，並討論死刑與人權之間的關係。湯英伸案讓大家看到當時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和族群歧視，可能才是造成這起悲劇的最大推手；討論過程中，孩子們毫不掩飾地對於湯英伸發出「好帥、好可憐！」的評論。鄧如雯殺夫案則掀開了掩蓋在家戶內的暴力和女性處境，讓孩子們思考長期受暴的女性「為什麼不逃？為什麼逃不了？」雖然我們厭惡犯罪、痛恨殺人犯，但是理解犯罪動機和社會脈絡，才有可能找出阻止犯罪的解方。此外，生命權是作為「人」最基本的權利，沒有了生命，就不用談其他人權，這也是為什麼以剝奪性命為懲罰手段的死刑，是對人權和人性最極端的侵害。

雖然這群國中、高中年紀的孩子在學校課本也會接觸到關於法治、司法等內容，但是礙於課程時間或個別老師的取捨，學生不見得有機會深入討論甚至探究法律的用意、刑罰的目的等，遑論用真實個案來驗證課本上的知識。在回顧幾個台灣經典個案之後，詩晴帶著孩子思考：「為什麼要有法律？刑罰的目的是什麼？如果沒有法律會怎麼樣？死刑是什麼？哪些罪行可以被判死刑？」這些燒腦的提問，引發孩子更多思考：

「如果死刑執行時，死刑犯進行抵抗，算是『正當防衛』嗎？」「叛國罪是什麼？」「死刑是怎麼執行的？」「死刑犯可以捐贈器官嗎？」「被判死刑真的會被槍斃嗎？」「殺人犯在想什麼？死刑犯的家屬在想什麼？」「為什麼以前被判死刑、被執行的人那麼多？」

一連串令人驚豔的提問，無法在有限的時間內一一回覆，我們決定下週再來好好討論。

既然已經進入刑罰和死刑的討論，詩晴接著丟出直球，詢問孩子們「為什麼有人反對死刑？為什麼又有人支持？」但並不要求孩子們表態。

支持死刑，因為「不想被殺」、「不要讓殺人犯逃出來」、「一命抵一命」、「人渣不該活在世界上」、「要給其他人警惕」、「不要再出現隨機殺人」、「這是他殺人的代價」......

反對死刑，因為「犯人不想死」、「每個人都有生命權」、「違反人權」、「雖然做錯，但是可以改過、反省」、「死刑太殘忍」、「死刑犯家屬會難過」、「不要讓他太早死，要讓他更痛苦」、「沒有自由、關起來更痛苦」、「避免冤案」、「避免發生像『我們的阿福』的事件」......

死刑存廢各有理由，詩晴接著請孩子們翻轉腦袋，站在相反的立場，再提出另外一方的理由。這樣的演練和討論，很費時、很燒腦，但這就是人本三重青少年基地討論課的精髓，在學校和家裡不容易做到的思辨，沒有預定立場也沒有價值判斷，孩子們才能放心自在地把真實想法講出來，而且被逼著一直去往深處想，才能去蕪存菁理出思路、才能有把握地喊出自己的立場。

之三

第三次的課程由廢死聯盟的夥伴（奕靜、如靜和我）帶領討論。我們先帶孩子們回顧個人犯錯經驗：「為什麼會犯錯？有人會故意犯錯嗎？如果犯錯，希望別人如何對待我？反過來，如果是我被傷害了，又會期待如何被對待呢？」孩子們七嘴八舌以自己的經驗回應，沒有人不會犯錯的。

接著，將犯錯的主體拉到社會案件來看，我們以三個真實個案為例，請大家站在審判者的角度來下判斷。三個加害者都是初犯、被害人都是一位，但是有無賠償、和解、犯罪動機為何等狀況不一，我們請孩子們假想「如果我是法官，我會怎麼判？」他們把自己的回答用便利貼呈現，我們帶著大家一一討論：「死刑」、「無期徒刑」、「無期徒刑，看表現再決定可不可以假釋」、「五年」、「十年」...... 看似隨意喊價，但孩子們都有各自的理由。最後，我們揭曉這三個案例的最後判決與處境，一位早已假釋出獄、一位被判死刑且已執行、一位被判死刑可能隨時被處死。孩子們並沒有因為得知結果而恍然大悟，反而產生更多困惑：「為什麼有賠錢給被害人、有和解，還是被判死刑？」「為什麼手段那麼殘忍，卻沒有被判死刑，已經出獄？」「為什麼那位不是預謀殺人卻已經被執行？」面對這些問題，我給不出標準答案，每個案件都有不同的因素、法官可能有不同的考量、輿論造成的影響可能不同，林林總總加乘起來就是死刑案件的現實，也印證了死刑並非是個公平的制度、死刑的恣意性，以及死刑是個剝奪所有「可能性」的刑罰。

這是死刑主題討論課的最後一堂，我打算盡量讓孩子們貼近死刑個案、貼近死刑犯。我們用鄭文通殺害自己妻小的真實案例，參照張娟芬根據鄭案撰寫的〈紙尿褲男孩〉文章內容，設計成一個象限活動。鄭文通與久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共同生活，之前在工作上受傷因為沒有保險也沒有獲得雇主賠償，導致日後找工作不易，收入不穩定，因而犯下偷竊日用品等前科紀錄。妻子因為久病，情緒暴躁，經常怒罵鄭文通，甚至將他和孩子趕出門。在某個寒冷的二月天，與妻子爭吵後的鄭文通又帶著幼子被趕出門，絕望之餘，他問孩子想跟爸爸還是媽媽，還沒滿六歲的孩子說要跟媽媽，萬念俱灰的鄭文通因而起了全家人同歸於盡的念頭，動手殺害孩子和妻子，最後想自殺卻失敗，成了法官筆下和媒體描述的凶狠殺人犯。

「有一個男人，殺了自己的妻子與五歲的小孩。」

「男人趁妻子昏睡時，用枕頭意圖悶死妻子未遂，於是用水果刀猛刺妻子胸、腹部九刀，造成妻子大量出血當場慘死。」

「男子強灌未滿六歲的兒子吃下鎮靜劑，持刀朝兒子胸部猛刺一刀，兒子休克致死。」

「這個男人有三項犯罪紀錄：第一項犯罪紀錄是分期付款買電視，後來付不出錢，被判拘役50天。第二項犯罪紀錄是夫妻兩人在家樂福偷竊被捕，被判竊盜罪。第三項犯罪紀錄是在筆錄上簽朋友夫妻的名字，被判偽造文書罪。」

「男人長期失業，妻子經常責怪他賺太少，常將男子與兒子趕出門。」

「男子在揮刀之前，他打了電話給母親和姊姊，說下輩子再做母子好好孝順，對不起欠姊姊這麼多錢，這輩子沒有本事賺錢，下輩子再做姊弟。」

我們逐步揭露跟案件相關的細節，孩子們用代表自己的便利貼，在象限空間上移動，決定是否「同情」鄭文通、是否支持「判死刑」。有的孩子儘管情緒上對鄭文通的遭遇感到同情，但仍堅持「殺人者死」，有的孩子一開始就打定主意先不採取明確立場，因為他覺得這個故事絕對不會那麼簡單，「其中必有詐」。當鄭文通的家庭背景、前科的成因、犯案動機等一一被揭露，孩子們也可以隨時移動自己在象限上的位置。移動位置幾輪之後，大家的立場逐漸形成，我們觀察到幾位原本堅決要判死刑的人，立場動搖了；有的人雖然同情鄭文通的境遇，但認為鄭文通的孩子太無辜了，殺人就是該償命；有的人覺得不值得同情，但也不用判到死刑。這是個很難下判斷的練習，是個沒有標準答案的習作，只不過，現實中的習作答案，確實會影響一個人的生死。

親自跟著鄭文通案走過一遍的孩子們，接著從其他面向認識鄭文通。在案件發生不久的新聞報導中，他被警察銬著，低頭不語帶離現場，對於鏡頭的逼近他大聲對媒體嗆聲，看起來就是個沒有悔意的惡徒。然而，從鄭文通近年陸續寄給廢死聯盟的一本本手抄心經和書信裡，我們讀到他的懺悔，從〈紙尿褲男孩〉一文當中，我們理解鄭文通鑄下大錯之前困頓與難堪的人生。

基地目前的工作人員珮筠和伊真分別參與過蘇建和、鄭性澤等冤案的救援，對於死刑冤案的形成和救援過程原本就有理解，較年輕的詩晴高中時期經歷過死刑存廢的經典辯論題，對於司法與人權、死刑存廢的思辨也不陌生。他們認為，這個年紀的孩子平常不見得會接觸到死刑議題，通常他們會認為這個議題離他們很遠，頂多有時候看到媒體報導跟著「鄉民」上身罵個幾句，尤其是來到基地的孩子們，本身家庭處境和資源可能較其他孩子匱乏，平時要應付各種課業上、生活上的壓力，更難有餘裕去思考這些議題。事實上，三重基地的孩子有些家庭處境可能跟鄭文通相似，甚至家裡就有人正在服刑。這次的課程不斷讓孩子換位思考，有時候站在被害人角度、有時候站在死刑犯當事人角度、有時候逼著他們站在法官的角度做出判決，就是刻意要讓他們從不同的位置理解一件看似沒有爭議的事情，練習做不同角度的思考，同時理解判人生死有多艱難。

基地的夥伴們說，社會上越弱勢的族群越應該認識這些社會議題，更應該認識自己的權利，才能長出知識和力量去抵抗。這也是為什麼基地將討論課訂為必修的原因。來到基地的孩子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選擇各項活動和課程，但是每週五晚上的討論課一定要參與，他們跟孩子們討論死刑存廢、轉型正義、移民移工權益等議題，這些都是學校老師不見得願意探討的問題，考試也不會考，為什麼基地的孩子要經歷這些討論過程呢？根據基地的夥伴們觀察，這些課業表現或家庭環境相對弱勢的孩子，難免還是會複製主流社會的觀念，反過來自我批評，認為今天遭逢困境是因為「自己不努力」，如果沒有透過議題討論帶他們看到大脈絡和社會結構的問題，他們可能會一直相信「沒有資源只是自己活該、倒楣而已」。人本三重青少年基地想透過議題的討論，帶領基地的孩子從整體社會脈絡去思考，看見自己的處境也看到這些身邊的議題和不同處境的人，在孩子心中種下一顆芽、一株根，等待他們發芽茁壯的時刻到來，他們才能穩穩地知道自己站在哪裡，不至於感覺孤單無援，能夠找到自己面對困境和挑戰的力量。

延伸閱讀：

【基地開箱20年＋新書發表】《生之勇氣—看見青少年的真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