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娟芬（廢死聯盟理事長）

謝依涵的犯罪則是發生在結婚前夕，而且犯罪正是為結婚做準備。謝依涵說陳進福與她有不倫關係，這一點法院不採信。不過，三年之間，陳進福大約匯了一百萬給謝依涵（這段時間謝依涵匯給媽媽的生活費金額，差不多也是一百萬），要說其中沒有任何交換，似乎不太合理，因此謝依涵的說法值得考慮。謝依涵對婚姻與家庭的憧憬，濃縮為給男友的這一句：「畢竟我還想做他純潔的新娘！」那麼，不純潔的過往就必須抹除。法院不相信不倫關係是殺人動機，但卻必須相信謝依涵是決心走入婚姻的：殺人之後兩天她就去試了婚紗，而且把款項付清了。

謝依涵要當一個「純潔的新娘」

其實謝依涵自覺「不純潔」，是非常性別化的一種認知。謝依涵自述的「不倫」關係，是互相碰觸身體，而這時男方並沒有生理反應。如果一個男性婚前與別人有這樣的活動，他不會自認不純潔，他只會聳聳肩說，不就是「人與人的連結」嗎！只有女性會認為這是重大的污點，必得下重手清除不可。

謝依涵與林于如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男女之間的經濟實力有很大差距。林于如年輕時因為家境不好在酒店上班，她先生家裡很有錢，還在讀高職就上酒店，這樣認識了林于如。媒體經常以「酒女嫁富少」形容她，也就是把林于如看做淘金女郎。謝依涵殺害的陳進福則是「富老」，出手闊綽，當時「媽媽嘴」咖啡廳的其他服務生都知道。這兩案都是吸引極大社會關注的案件，一開始社會大眾的印象都是「為財殺人」，非常符合「淘金女郎」的人設。兩人一開始都被判死刑，後來都曾經被改判無期徒刑，但是最後林于如還是死刑定讞，而謝依涵則以無期徒刑定讞。

謝依涵案的轉機在於，「為財殺人」在她的案件裡有點說不通，因為無論他們以什麼東西做交換，陳進福的金援並沒有停止的跡象，所以如果是為了錢，那應該是繼續這個交換關係才對，殺死他反而斬斷了自己的金流，因此，謝依涵所主張的「斷絕不倫關係以便結婚」才比較合理。從性別的角度來說，謝依涵是從婚外性關係走向婚姻家庭，她的起點雖然不見容於社會，但浪女回頭，方向是符合性別規範的，也就是有（好女人的）教化可能性。何況她雖然取得將近百萬的錢財，可是也匯給母親將近百萬；她不是愛慕虛榮的淘金女郎，反倒是（有瑕疵的）孝順女兒。於是最終改判無期徒刑。這一點與「康乃爾報告」或許有互相呼應之處：當女性殺人犯符合性別角色時，比較容易獲得輕判。

蔡京京案是五個案子裡唯一的「女兒」，只有她的犯案背景不是夫家，而是原生家庭。判決對於蔡京京、曾智忠或案情的了解都很破碎，很可能因為蔡京京有精神分裂性人格疾患、合併反社會人格傾向，在殺母親之前，她已經無法應付日常生活；而曾智忠透露的更少。我們只知道蔡京京去紐西蘭念大學，在那裡認識了大她十九歲的曾智忠。兩人回台灣以後卻非常潦倒，餓到偷東西吃，也租不起房子，而必須去住網咖。曾智忠因此認為必須將蔡京京的母親殺死，他們兩人的命運才能改善。這是常人無法理解的神秘主義，只能說精神異常的狀態蠻嚴重的。

佛洛依德說，玻璃珠墜落的時候並非隨機地破裂，而是依著某個看不見的結構破裂，但那個結構早就在了。蔡京京與曾智忠或許也可以這樣理解，他們的精神異常，顯露出父權社會的紋路：他們向蔡京京的母親要了一筆錢，再要第二筆的時候母親沒給，便對母親憤怒，生出了「殺母可改運」的神秘邏輯。但是錢是蔡京京父親給的，他們卻不對父親生氣。母親被預設為照顧者，孩子的不順遂都怪她，她必須無微不至，一百分就是母職的基本分，一分也不能少；父親就不必，他在家庭裡的角色就是沒有角色，只要有個社會身份、會拿錢回家就行了，父職是零分起跳的，他只要做了任何一點，都超出期待、贏得讚美。蔡京京的父親正是這樣一個名義上的父親。他是職業軍人，長年不在家。曾智忠與蔡京京的戀情不受父母認可，但是激發的憎恨是對著母親的。

不斷稱蔡京京為「獨生女」的寓意

蔡京京判決裡最怪異的一點是不斷稱蔡京京為「獨生女」，認為她備受疼愛卻不知感恩；同時又說「被告蔡京京年幼時，父母為全心照顧罹患血癌的幼弟，不得已委由外婆照顧，致其幼小心靈感到孤獨無依」。既然有弟弟，為什麼還稱「獨生女」？即使手足後來死亡，我們也很少把存活的那一個稱為「獨生子」或「獨生女」。「獨生女」是一個富含文化意涵的字眼，表示她三千寵愛在一身，但蔡京京恰好不是，三千寵愛在弟弟那一身，不在她這一身，她應該是被剝奪感特別嚴重才對。

一審、二審都把蔡京京判無期，曾智忠判死刑。他們殺的是蔡京京的母親，照理說蔡京京罪比較重，因為殺害父母是比殺害其他人更重的罪。但是一審、二審都把蔡京京判無期，曾智忠判死刑，直到更一審才把曾智忠改判無期，最後兩人都無期徒刑定讞。蔡京京在審判中面對問話經常回答「去問曾智忠」，法院相信蔡京京極度依賴曾智忠，言聽計從，所以始終把她判得比較輕。法院的判斷，也許是「男女關係以女性為附屬」的成見發揮了效果，對女性有利；也許是蔡京京比曾智忠年輕許多；也許是蔡京京的精神鑑定顯示她有精神疾病，而曾智忠拒絕鑑定；也許是蔡京京曾經承認，而曾智忠始終否認；也許是蔡京京表達悔意，而曾智忠沒有；也許是被害人家屬原諒蔡京京，但不原諒曾智忠；也許以上皆是。情侶一起犯下重罪的例子在台灣並不多，二〇〇八年有另外一起殺人案，男性判死刑，女性判無期徒刑。男方說，女方一直跟他說自己的女兒被被害人長期性侵，他才會殺害被害人；但是法院並不相信，還是將男性視為犯罪的主導者[1]。

蔡京京和曾智忠一審獲判重罪以後，在獄中結婚了。二審法院認為這是曾智忠的狡計，因為當時法院認為兩人有利益衝突，所以在審判程序上將兩人分開審理，曾智忠不知道蔡京京在法庭上說什麼。如果曾智忠是蔡京京的配偶，他就可以以「輔佐人」的身份取得參與蔡京京審判的權利。最後法官還是不准他到庭，並在判決中痛斥曾智忠「藉由與被告蔡京京結婚，企圖以被告蔡京京輔佐人之身分，扭轉被告蔡京京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對其不利之陳述，並頻頻以請求撤換指定辯護人、請求對被告蔡京京停止審理及請求與被告蔡京京合併審理等手段，意圖延滯本院審理程序之進行[2]」，「猶以結婚為手段，企圖掌控被告蔡京京於本院再為對其不利之陳述[3]」。

想結婚的謝依涵在犯案以後，失去了結婚的希望；而蔡京京在犯案之後結婚，但沒有人知道她到底想不想結婚。如果法院的猜測是對的，那麼蔡京京就是又一個「在家庭裡位置低下」的例子，只是一個傀儡。蔡京京究竟想不想「做他純潔的新娘」呢？她相信曾智忠會靈魂出竅、一直進入她的身體、「大聲呼喊上帝太陽就會出來」，平常感覺自己一直都在旋轉、漂移、有時順時針有時逆時針、好像躺在氣墊上一樣……；恐怕她與這個世界，已經分屬不同次元，無法對話了。

透過以上五案的分析大致可以看到，這五案都以家庭為最重要的犯罪背景，她們殺害與自己熟識、有深刻情感糾結的人。相較之下，男性的重罪犯罪背景比較多元化，有情殺、家內殺人，但也有因為巨大經濟利益的財殺、黑道的仇殺、常業犯、對陌生人強姦殺人或強盜殺人等等。女性殺人犯的案件裡可以窺見許多性別因素的作用，不過，五個案子數量不多，還不宜過度推論。本文指出的某些問題，在男性殺人犯的案件裡也存在，比如法院不調查或淡化犯罪的前因與脈絡，證詞可信度的取捨缺乏合理說明，判決以某些未必符合實情的用語來誇飾被告的惡性，拒絕調查對被告有利的因素，量刑部分拼貼制式化用語等等，都不是女性殺人犯獨受的待遇。「康乃爾報告」所說的雙重審判，對於男性被告來說可能也有部分成立，因為量刑的部分就是在審被告這個「人」以決定刑度。不過，男性被告所受的第二重審判，似乎主要是階級、學歷等因素而不是性別，因此性別因素也不能完全排除。可惜台灣的判決寫作大量複製貼上，男性被告與女性被告都用同一例稿，只填入不同情節；判決所寫似乎並不真正反映法官所想，這將是研究上很難克服的一點。總之，女性殺人犯的案件裡有豐富的庶民生活細節，可以作為性別研究的教材；至於性別因素要如何成為法律研究的教材，則值得未來進一步探索。

繼續閱讀：
凝視女性殺人犯（一）：法律與性別的雙重審判
凝視女性殺人犯（二）：地位低下的棄婦

[1]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8年度上重更（一）字第3號刑事判決。

[2]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3年度上重訴字第2號刑事判決。

[3] 同上註，但法官的意思應該是曾智忠企圖掌控蔡京京「不再」為對他不利的陳述，判決漏了一個否定。此處原文照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