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李伊得、陳玟卉、洪如靜、廖宗德、詹斯閔、吳奕靜
整理、撰文／李伊得、陳玟卉、洪如靜、吳奕靜

盤點台灣目前已定讞的死刑犯，共有38位，其中1位為女性。男性何以成為已定讞死刑犯的多數？細究部分案件成因，不乏與性、情感關係相關的犯罪，有些案件則是不與情感關係直接相關的犯罪，但卻發生在失去生命中重要的情感連結後。男性的暴力犯罪成因，有待更多長期的實證數據分析來進行多面向的研究，本文試圖透過訪談專家、學者以及實務工作者來一窺男性重大犯罪的圖像。

一個「成功男性」的養成

長期與男性工作的郝柏瑋諮商心理師從暴力的緣由開始談起，人類作為一介生物在因應環境受到生存危機的時候，本能的反應多半是戰或逃（Fight-or-flight）、甚至討好。所謂的戰，事實上就代表了攻擊和暴力；而如果危機能閃躲、能跑就跑，這是逃的反應。至於討好的意思就好比作為長期受家暴的婦女，有時會認同加害者，以作為生存策略。這幾項反應機制可見暴力成為生物生存重要策略的軌跡。當遇到攻擊時，有力量可以決定自己要如何回應，施展暴力的情形就是如此，其呈現出來的控制性、可預測性會讓人感受到一定程度握有權力。然而這是從很生物性的角度而言，暴力何以發展成男性更多被看見的樣貌？

郝柏瑋解釋，有些人會認為男性的睪固酮讓他會有衝動的可能性，但就社會性來談，人並非原始生物，人類有文明性，也有各種人際道德關係的約束。事實上，這跟男性如何養成更有關係。男性從小被要求「不要有情緒」、「不准哭」，不被允許表達脆弱，此時他學會的是「我不要有感覺」；然而當一個人不能感受自己的感覺時，他就很難去感覺別人，而同理心的斷裂即由此而生。「挫折攻擊理論（frustration-aggressive　theory）」說明了，當人面臨無力狀態時很容易藉由攻擊的行為奪回控制感。再加上，社會文化不斷地傳達高富帥、要有配偶等等，這樣才有資格被稱作是「成功的男性」。也就是說，當這個想要成功的男性沒有辦法達到自己所預期的情況，會更傾向於想要恢復控制感而進行攻擊。可以說一方面有性別文化的養成影響，另一方面則是「挫折—攻擊」模式的誘發。

以控制為核心、暴力作為手段：男性死刑犯中的暴力

婦女新知基金會監事，長期在性別與親密社會學領域研究的沈秀華老師則表示，「控制」是在父權社會結構下很關鍵性的要素。而控制的手段有很多種：金錢控制、物質控制、身體控制...等，而暴力作為一種社會男性的手段。在性別養成中對男性造成不正義的社會訊息是：你要有能力去控制，不只要控制他人，也要能控制自己。男性在養成過程中控制自己的情感，其實也是在對自己使用暴力。「其實有一部分他被養成像石頭，可是我們是生活在血肉的世界裡面。」然而當伴侶關係、夫妻關係、親子關係不受控而產生很深的挫折時，男性會更想用控制（暴力的施展）逆轉局勢，但當控制沒有拿捏好時，便更容易變成一個難以挽回的暴力。

殘酷文化下的性追逐

去年馬來西亞女大生案抑或華山分屍案的發生，引發社會人心惶惶，郝柏瑋抽絲剝繭：在這種隱微的同儕氛圍之下，就會形塑自己要去成為所謂比較陽剛、比較具有男子氣概的男性。這樣的文化也會鼓勵男性要讓自己看起來受人愛戴同時卻要對此毫不在意；要是沒有符合這樣的形象就意味著你是失敗的男性。當男性受挫折、認為自己不夠格作為成功男性時，很容易觸發攻擊以回應他所面對的處境。

性的追逐得要從人性需求開始談起，以吃東西為例，進食不只是吃飽就好，還要吃得「像自己的身分」。也就是說除了滿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外，還需要滿足心理需求和社會期待需求。從王景玉案身上可以看到，他也許真的有生理上的情慾需求，但同時卻也像是在回應父親家族傳統中傳宗接代的期待。這是因為作為社會動物，人們傾向把別人的期待當作是自己應該要負的責任。沈秀華亦強調，性暴力的發生，也從來就無法以生／心理受到滿足與否來進行判定，其中有更多的權力關係需要釐清。

無論是在性追逐上的哪端，都反映出男性在這個社會中用「性」作為一種控制或是權力施展。郝柏瑋提及，戰爭就是最原初的例子，歷史至今很多發生戰爭的地方，佔領村落時會有很多強暴的情形發生，性在這種情況下成為了最直接的暴力展現方式。因此性暴力本身很容易在父權體制下拿來當作翻轉權力地位的手段。

從個體、家庭至國家：充斥在社會結構中的性別

「其實家國都是暴力的，控制是家國的本質。那你去期待在這個家國下面的人不暴力也很奇怪。」沈秀華說道。如果以「控制」作為社會結構核心的視野來看，其實小至個人，大至整個國家都在「體制的控制」中。沈秀華表示：「控制是父權社會中非常本質的展現。」控制產生的暴力，也體現在國家當中。一個國家的組成透過軍隊、官僚體系下的治理，實然也是一種控制，暴力體現在戰爭中，從國家、社會、族群.......等，更廣大的視野中，暴力是被社會高度認可跟支持的，甚至是死刑。在普遍的社會觀念中，暴力有很大一部分由女性承擔，然而女性同時也成為社會結構中的打手，例如：婆媳問題，女性在養成過程中，被允許施展暴力的行動或許是情緒勒索，但卻未必會觸犯到國家法規，從這個廣泛的角度而言，不只女性，男性也是父權社會結構中的受害者，甚至是國家法規下更接近會受到刑罰處置的暴力犯罪者。

從性別的角度切一刀：看見個案不同切面

雖然性別的切面中不難發現案件中的父權結構，但沈秀華同時也提醒不能忽略其他結構性的問題彼此的交織。不只有性別，暴力中也有階級問題，例如：美國監獄中有很高比例是非裔美國男性，這主要源自於法院對於黑人的不公平。並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與生活越不穩定，男人的暴力就越會凸現出來，當代中產階級、勞動階級在社會結構中的下滑，男性基於社會期待，背負扛起國家、社會、家庭經濟提供者的責任，在整體環境中比起女性更無法承擔失敗。

性別做為暴力犯罪原因的切入點為何重要？郝柏瑋也有類似的看法，而他的信念是，從性別的角度出發會看到犯案方式的不同，包含處境、動機，都是其他面向不一定能夠窺探到的角度。比如當我們談到自殺防治，女性會比較傾向讓其他人知悉，而且比例高出很多；男生可能會因為不能脆弱、不能求助的關係使得他們處於噤聲的狀態。以性別作為橫切面去探究男性和女性各自所遭受的困境，在其他切面是無法發掘的。

情感表達的困難

台灣男性協會理事長陳柏偉表示，對於上述無論是否關於性的犯罪，抑或是基於對伴侶的情感未能符合期待的殺害，他並不會將事發原因馬上只推導到「性別不平等」的因素之上。固然在男性的成長過程中所受到的教育，會灌輸給他作為「男性」的社會位置，也會影響他如何看待女性，甚至怎麼去看待性別之間的關係，這也都是性別不平等的因素之一。但對陳柏偉而言，他會更先看見的，是「有一部分的人，他們不知道該如何他人發展出可以互動、溝通地兩情相悅的情感關係。他們會犯下這樣的錯誤，我覺得很大的一部分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情感、不知道如何去發展與他人的情感與人際關係。但這些因素若很快速地歸咎到性別不平等來談，可能會沒有辦法有更完善的理解。」通暢的情感表達與互動顯然成為關鍵。

這樣的發現也與台灣男性協會的發起不謀而合。男性性侵受害者的經驗、因緣際會進入監所帶家暴犯罪與毒品成癮犯罪的團體課程，多重身分讓陳柏偉更加意識到在性別運動中較少談論到的男性處境。「在倡議性別運動的過程中，以人口學（姑且不論性傾向）而言，男性至少會占一半，無論他們自身對於性別的概念是否熟悉，這些人未必就等同於性別平等的『障礙』。相反地，若能對於他們所真正經歷到的某些經驗、情感與情緒有更深入的認識理解，在男性的故事版本中，他可能遭受了什麼？碰到什麼困難？讓人們也能聽見這些經驗，而非扁平化的預設和排除，這是我們要努力的面向。」陳柏偉說。

察覺就是改變的開始

進入監所帶團體課程有八年的時間，陳柏偉開設認知輔導教育、生命故事與音樂創作以及身心放鬆與平衡課程。監所中課程對象又以男性居多，陽剛文化氣息濃厚，陳柏偉觀察同學們與監獄牆外世界的多數男性相去不遠，一樣喜歡談論女性、自己跟女性的性關係，要講出很多自己「很勇猛的過去」，以證明自己「很行」。他曾在監所放映《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與多部與女性主義相關的電影，陳柏偉分享：「我覺得在所有的教育場合都是一樣，你不可能直接指著你的學生說你們就是很差，這樣沒有人要學習。但我們可以從他們的生活經驗慢慢去引導，談談他們心目中自己與『男性』被期待性格的差異；談他們的妻子、小孩；談他們在家庭、婚姻關係裡面，他們做了什麼？他們悔恨什麼？他們如何意識到自己作為兒子和丈夫在互動中展現出什麼樣子。」沒有給予學生任何標準答案，而是希望創造一個討論空間，是讓受刑人（同學）們一步一步進入行為的思考覺察，能在將來有任何一次的機會裡至少開始發現自己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可以做。一開始多少都會有抗拒情緒表達的反應出現，大部分人面對和原本自己所相信的東西不一樣都會抗拒，但當他們開始察覺的時候，改變的機會也同時產生。

台灣男性協會這兩年也都有諮詢熱線的服務，當有男性受暴或者是受到性侵，不知道要從何求助，便能撥打專線。專線會有社工協助處理，評估當事人狀態，視需要轉介其他心理服務或是社工服務。近兩年男性協會也邀集第一線的社工與律師、教師及心理師，辦理男性實務工作的研討會，談論在多元性別的發展下的男性經驗（包含加害與受害人）。此外，也有老師在長期推動男性大學生的情感團體，從成長過程來看男性何以「成為了男性」。這個下半年，台灣男性協會也即將推出情感教育的遊戲牌卡，希望透過團體活動，能夠在各地舉行工作坊和情感教育課程，也期許能對社會的整體氛圍產生變化。

以暴制暴無異於抱薪救火

郝柏瑋說：「暴力是會渲染的」。我們不可能用暴力的方式去預期非暴力的結果，死刑就是如此，利用極端暴力去奪取別人生命的這個行為，也許短時間內可能遏止部分犯罪，但同時卻是在告訴大家暴力可以解決事情。

我們普遍認為現今台灣是相對性別平等的，但沈秀華也發現台灣的性平教育有著非常大的缺口：男性被社會養成無法表達情感，當在面對失業、家庭照顧等問題時，他們往往沒有能力處理所面臨的情感與情緒問題。一個社會若沒有健全社會安全網能夠接住受挫又苦無情緒出口的男性，只會看到更多的悲劇發生。

從上述可知，死刑犯當中有相當高比例的男性，但若從社會結構的面向出發，我們其實不難發現男性也是體制下的受害者，當一個「社會的男性」去殺了別人，其實也是殺害了他自己，而最後國家的刑罰再來殺死他。當我們試圖在被社會認可的情況下去「制裁」暴力，而生成死刑機制時，我們可能也落入以控制為名的暴力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