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程宥臻、陳玄茵、羅禮涵

文／羅禮涵（廢死聯盟執行秘書）

陳奕廷這個名字你可能感到很陌生，但相信正在準備司法考試的人，或是剛踏入法律圈的新鮮人，應該都對於「易台大」這個名字有所聽聞。因緣際會在大學分發選填志願時，填了一個與當時分數最接近的法律系，陳奕廷有了現在這樣白天、晚上皆以法律為伍的生活。白天是執業律師、晚上是補教老師，對於陳奕廷來說，從未想過若自己不走法律這途會是在做什麼，「可能會是一般的上班族吧，我想。」奕廷這麼說。

「就像蝙蝠俠。」白天晚上截然不同的雙重身分

對於奕廷來說，老師跟律師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身分和工作內容，他笑稱自己就像蝙蝠俠，白天和晚上是兩個相差甚遠的工作模式。老師這個身分可以透過教學的媒介，握著麥克風、掌握話語權。在課堂上教授法律知識、傳遞自己認為相對正確的價值觀念。但律師不一樣，律師的話語權是取決於權力支配者的。在法庭上，律師必須要非常懂得察言觀色，在一個案件中你要說服的不只是檢察官，往往還有法官。當輪到自己以辯護人身分表達或陳述意見時，不只要專注於論述，更要留心觀察法官、檢察官的態度，「不同於補習班，學生是自主繳補習費來聽課，在法庭上有時候他們不見得想聽你說。」

在成就感的來源上也有很大的差異，在老師的身分中，由於補習班的生態，每年都會有上千名學生，這之中絕對不乏考取的同學，看著一個個法律素人慢慢走向法律人、考取心中理想的目標，這種成就感可謂每年都能獲得的。但律師的成就感在一件案子中則是全有或全無，當案子勝訴時，當事人及其家人的喜悅是可以很深刻地感受到。但話鋒一轉，奕廷也不諱言地說：「這個成就感獲得的頻率，坦白說是偏低的。」我國目前的定罪率高達90%以上，九成以上的檢察官起訴案件會被定罪，這也意謂著要翻轉結果極為困難。

死刑案件讓我更有動力去了解一個人

「當我花多少心血在被告身上時，我就會花等同的心力在關懷被害者的狀況。」奕廷說自己從未質疑過死刑案件的辯護律師，死刑辯護絕對不是在替壞人說話、漠視被害者權利。死刑辯護在做的其實就是修復，往往就是最困難的那一種修復。

接下刑事案件的律師，除了在法庭上為被告辯護、確保被告在法律上的權益不受侵害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修復兩造的關係也是工作內容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件案子的開庭審理，不僅僅只有被告要關幾年而已。對於被告是否認知其行為造成的傷害、被告能負擔多少賠償的金額、對於被害者和被害者家屬能以什麼方式致歉彌補，都是律師需要去努力溝通調和的，這就是修復工作。

這個修復的過程，帶給奕廷更多「反思」的空間和能力。「這個反思讓我在做每件事情、每個決定前，都會去思考這樣做是否會對被害人方造成什麼影響。」正因為在意且重視這個影響，為了避免它是負面的、為了避免傷害的再次產生，反而會更小心謹慎地調整及修正自己的說話方式和辯護策略。

「死刑案件讓我更有動力去了解一個人。」這是在接下死刑案件辯護後，對奕廷最大的收穫和改變。死刑辯護案件中，案情內容往往比一般刑案更加沉重、傷心，其中可能伴隨著殘忍的行凶過程、幾條人命的逝去，這正考驗著修復工作的艱難，也會激發自己更多對於人性的理解和關懷。接下死刑辯護案件的律師並不是失去人性、冷血無情，而是更在意能否在這樣的傷痛事件中，再做多一點努力。

被告的人生才是量刑的核心

「現有的制度下，我們沒有辦法將被告的人生在法庭上呈現出來，這是我認為在量刑上遇到最大的困境。」奕廷說。我們必須要知道被告的人生，才有辦法對他做刑度上適當的裁量和判斷，這也才是量刑真正的價值和意義。但在實務上量刑的部分經常是流於形式，法院往往沒有辦法投注更多的心力，更細緻的去檢視被告的家庭背景、生活經驗。

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中，我們可以發現有很高比例的被告是社會中較底層的一群人。「他犯案前過著怎麼樣的生活？」、「是什麼樣的情形下導致他犯下這個刑案？」、「在他鋌而走險前，有沒有釋出什麼求救訊號是我們漏接的？」……當我們繼續往下思索，試圖解開我們的困惑時，法官的一句話很快地把我們拉回現實：「大律師，這部分我們就簡單帶過好了。」

這就是法庭現實。

然而一個人的人生真的能這麼簡單就帶過嗎？更何況這個人，我們即將對他做出刑度上的裁量，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無期徒刑甚至死刑。我們這麼簡單的帶過，真的好嗎？

若辯護律師沒有提出聲請調查證據，量刑調查只是根據卷內資料上顯示被告的家庭狀況、學歷、收入，問完一遍就過了。然而這樣的詢問根本不足以審視被告的人生經歷。但奕廷也不至於太悲觀，他和我們談到前些日子《刑事訴訟法》的修正，在量刑上有朝向更精緻化的趨勢，加上近幾年大法官的解釋也開始越來越注重這塊。他很期待在未來刑案的審理中，除了犯罪事實的詳加調查外，審檢辯三方都可以有更一致的共識，在量刑時對被告的背景作更詳細的調查，在刑度上做出最合適的裁量。

莫忘初衷—考律師是為了了解當事人的心

開始接觸死刑案件，對奕廷的生活並沒有帶來太多的改變。「我的家人基本上滿尊重我的工作，也會在背後默默的支持我。」這讓奕廷可以沒有太多後顧之憂去完成手邊的案件。而每當大案子結束後，奕廷會熬夜看漫畫、看影片，尤其是那些外星人、超脫現實的劇情，讓自己能從案件中抽離，得到放鬆。

除此之外，他說他還有一個有點害羞但其實已經廣為人知、不足以成為秘密的紓壓管道—追星。他笑稱自己是「少女時代」的鐵粉，在讀研究所時期一次論文壓力下，意外聽到了少女時代的歌，一追便追到了現在。他發現少女時代的出道過程坎坷，甚至曾遭受其他偶像粉絲聯合抵制等事件，讓他更欣賞一直努力為目標前進的人，他也會時時提醒自己莫忘考律師時的初衷。「當遇到比較大的挫折時，我會想起在律訓時大家一起努力的那個感覺，以及考上律師那個當下的赤誠之心，我想要達成的是什麼。」每當少女時代有來台灣的巡迴，他也一定會買票，甚至曾動員學生幫忙搶票：「我都跟學生說，若在演唱會的場合遇到我，千萬不要把我當老師。我就是一般歌迷！我會吶喊、會尖叫，也會跟著唱。」聊到這，奕廷難掩興奮，話匣子都開了。

小時候常常和爸爸在家看日本推理劇的他，在看到劇情中的律師角色做著辯護工作時，因而對律師工作有了嚮往。「雖然也知道那很多都是刻意拍得很厲害啦！但那個憧憬就這樣成形了。」他笑著說。

考上律師時，我期許自己能一直抱持著「了解當事人的心」而接案。因為這是只有律師才能做到的，不論是以辯護人還是告訴代理人的身分。唯有真誠的去了解，我們才能更接近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