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專欄】四月一日，紀實

文／童柏勛（廢死聯盟法務專員）

封面圖／Thach Tran from Pexels

三月三十一，隔天要南下出差。晚餐跟父母談到這件事，爸爸抬起頭，嘴裡嚼著食物囫圇說著：「你確定是明天要出差？要不要再跟主管確認一下？」。我頓時意會過來明天是愚人節，一股莫名的笑意就這樣席捲而來。

愚人節從來不是一個會被我記住的節日，畢竟世上早就充滿著謊言，只不過在這一天，騙人與被騙都是種解脫，享受著模糊虛實的輕鬆。我隱約感覺到爸心裡似乎惦記著這個日子，不論是期待或警戒，自以為看穿他小心思的我不停笑著，懷著些許的成就感。

隔天一早八點半的高鐵，我多希望這只是一場玩笑。

出乎意料地，座位幾乎被坐滿了，大家的臉色看起來都不太好；車廂不太喧鬧，像是一艘正在遠航的太空船，冰冷的引擎聲掩蓋了五感，每個人都在各自的膠囊內等待。我坐在靠窗的位子，北車到板橋的路上窗外一片漆黑，我撐不到從地下破土而出的那一刻，即昏沉地在座位上睡去。

今天的行程是先去嘉義，跟律師訪問一件案子的證人，再南下台南看守所看同學。嘉義高鐵站的電子看板上顯示著現在氣溫攝氏19度，但我的衣著是依照氣象預報的23度做穿搭，老天也很應景地捉弄人一番。

當地友人將我們載到證人居住的地方。

那是一間坐落在田間的雙層公寓，門前有一條不算小的渠道經過，簡約的木板橋上拉起一條條的五色旗，看似西藏的經幡。這樣的布置一路延伸到前院，一樓的大門敞開，可以直接看到室內的神壇及櫥櫃。在堆滿農具雜物的院子裡，有一張木桌被老舊的沙發圍繞。我們坐下，一邊拿出紙筆為訪談紀錄做準備，一邊好奇地尋找不知何處傳來的羊叫聲。

證人是一位年約六十多歲的老爺爺，過去是台南當地黑幫的一份子，出獄後金盆洗手而移居嘉義。在訪問過程中，我的思緒抽離了幾次，不只是因為栓在後方的兩隻黑狗不斷躁動，拉扯鐵鍊的聲音強佔了我的注意力，也因為眼前的老人對我來說是新奇又特別的存在，我無法不去細細觀察，就像發現千萬年前化石的古生物學家。

老爺爺回應著律師向他提出關於案件的問題，但總是自顧自地開始發表他對案情、法官、檢察官以及其他涉案人士的看法。檳榔一顆接著一顆，他撇頭將腥紅的檳榔汁吐在地上。他說從高中就開始吃了，現在每天沒有兩三包不行，又紅又黑又凌亂的齒間吐露出的不只是歲月痕跡，還有深深的無奈——對於案件，也對於自己。

訪談結束後，我們搭車到台南吃午餐，接著搭沙崙線前往台南看守所。沙崙站的計程車司機聽到我們要去南所，很不情願地讓我們上車，一路上不斷碎念，直到南所大門口放我們下車後又疾駛而去。

這是我在廢死聯盟工作以來，第一次來到台北以外的看守所。

台南看守所佔地很大，接見處距離大門500公尺左右，筆直的大路兩側有高聳的樹木護衛著，像極一座巨大的監獄。我不知道這些是什麼樹，但落葉非常多，明明是春天卻像下著雪一般。也可能是因為這裡的風特別銳利吧，風中瀰漫著淡淡肅殺的氛圍，削弱著每一個生靈。

當天要接見的人不多，比起在台北看守所的經驗，倒是有滿多人帶著孩子一起來，而在台北幾乎不會在接見處內看到小孩（不過看守所的對面就是一間國小）。重刑犯一天只能被接見一次，這個規定全台灣各所都一樣。而很不幸地，在這個月的第一天，四月一號的星期一，我原本預定要接見的同學，早上已經有人來看過了。

雖然我並沒有非見不可的理由，但有那麼一瞬間，心裡還是升起了混著挫折的憤怒，儘管稍縱即逝。既然都千里迢迢來到台南，我不想浪費這個機會，決定看看其他也在台南看守所的同學。我挑了一位對其案件有印象的同學登記接見，距離接見時間還有半小時左右，逕自走到外頭點起一根煙，聽著一旁休息的替代役閒話。

南所的接見方式與台北不同，死刑犯的接見並不會與一般受刑人分開，一個大房間被玻璃跟欄杆隔成兩部分，接見人在一側引頸期盼著，視線穿過玻璃望向走廊的盡頭，期望第一個出現的是自己渴望見到的那張臉。當受刑人進入房間時，接待室的氣氛開始鼓譟；媽媽將小孩抱起來跟爸爸打招呼，哥哥焦急地站起來搜尋弟弟的身影，母親開始隔著玻璃對兒子說話，即使兒子用肢體語言表示聽不見，等電話接通再說，母親仍逐漸拉高音量關心著兒子的健康。

我看著這一切，有些不適，就像在卡繆《異鄉人》中，主角感覺對世界格格不入，無法理解或融入他人。畢竟我跟要接見的同學並不認識，也沒有看過他。當他緩緩走到我面前坐下，我們彼此對望，簡單地揮手打招呼，接著只能開始左顧右盼。我並不是一個不擅長接收視線的人，在四周這樣熱切的氣氛下，面對面望著一個素未謀面的人，我反射性地開始尋找著獄卒，求救般地投射「拜託快點打開電話，讓我逃離這份尷尬」的眼神。

電話接通，我先簡單介紹我的名字跟來歷，感覺像回到去年，第一次進入看守所看同學時那份緊張與專注，深怕浪費這短短的十五分鐘，盡可能地與他對話。我拋出的日常問候並沒有獲得預想的回饋——最近身體好嗎、有沒有家人或朋友來看你、在裡面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他始終用簡短的肯定句結束每一個話題。

在我最後一個口袋問題也被腰斬後，電話兩端陷入沈默。我慌了，就像一口乾涸的水井，張著嘴卻沒有任何產出，腦袋正急速運轉著，好像都能聽到神經訊號在腦中流竄的呲呲聲。突然間，我開始跟他分享著今天的行程，從早起到嘉義，中午在台南市區吃飯後再來到看守所，再跟他分享我在台南最喜歡吃的食物、去的地方。這只是一瞬間出現在我腦中的想法，並沒有經過認真考慮後再行動，通常這種未經思考的行為，事後都會讓人感到後悔，而我馬上意識到跟一位受刑人分享在外生活的快樂似乎不妥當。

正當我打算自行腰斬這個話題時，電話對面傳來一句低沈的嗓音：「那你喜歡高雄嗎？」。以這句話為開端，我們開始聊一些跟高雄有關的事。

他是高雄人，很喜歡去夜市，跟我分享了很多高雄夜市美食。對他來說，現在高雄也已經跟當時他生活的家鄉不同了，說實在他也不會想回去。說到這，他眼中原先迸發出的亮光突然又消失無蹤。我沒有辦法體會在監獄中的日子又多困難，但在這個瞬間我明白，那是他長時間在這裡生活下去所需要的機制：一睹扼殺人性的牆。將希望關在牆內，放任它老去。接下來的對話，我們又提到台灣的近況，聊聊對政治的看法，他還是客氣地跟我分享，也不會否定我的意見，但眼中的神采已不復存在。

聊著聊著，聲音消失了，寂靜像一開始就存在一樣，只是我們都沒有發現。當替代役少年打開門喊著時間到，他站起身揮手與我道別。我並沒有起身，揮手並目送著他離開。這是我一貫的做法，讓他們覺得有人會在這裡等，並不是所有人在他們犯罪後都會選擇離開。

與一同來看其他同學的律師在外休息片刻、分享心得，律師看的同學似乎有很多話想說，可惜我無法再接見他，要說下次見也遙遙無期。走回看守所大門的路上，看著同樣但相反的景色，我感覺我又老了一點。

（責任編輯：王佩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