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惡》番外篇 之一: 離群者,及其家人  

文/ 郝柏瑋(諮商心理師) 封面圖/ 公視提供

前言

為了在不爆雷的同時,跟大家談談《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齣戲裡頭,一些值得更加深思的面向,所以決定用「番外篇」的形式,來說幾則我覺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資訊。

本篇文章要談的是「家屬」,也就是精神疾病當事人的家屬,以及加害者的家屬。當他們的家人脫離了集體社會價值認可的狀態而成為一個離群者時,他們的處境如何。

至於受害者家屬的部分,我會另外寫一篇關於「創傷與復原」的文章,深入理解他們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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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reurl.cc/aM8qQ

離群者,及其家人

加害者家屬

我們直覺上非常容易同情受害者家屬,因為他們是首當其衝、實質受損的直接被影響者。但這部戲裡頭刻畫了更多關於加害者家屬的狀態,他們在事件發生的當下,以及之後的人生會受到多少的抨擊,而這些是否都是他們該承受的?
 
1999年,美國發生科倫拜高中校園槍殺事件,美國社會開始將問題轉移到家庭關係上,試圖找出家庭當中究竟出了什麼狀況,並假設這會導致孩子的行為偏差。但偏偏事情不總是有跡可循,其中一個兇手的家庭和諧,父母親甚至都是溫和、慈愛、關懷、愛好社會公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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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997年,在日本犯下連續殺害孩童的少年A,他的成長背景與家庭基本上也是正常而平凡。少年A的父母都算得上是溫柔、關愛孩子的人,孩子在學校闖禍時嘗試理解,也不是會不明究理便責打體罰、忽略孩子的人。
 
我們能從這裡頭學到的事情僅是:再摯愛的人也會有他/她不願意透露的秘密與黑暗,那些恐怖也許有線索、也許可能可以察覺,但怎麼會演變成大型悲劇仍是個謎,他們的父母同樣也是這些事件的受害者,因為他們被留下來承擔所有的輿論、指責、償還、憤怒。

失去摯愛的家人是悲慟的,但失去摯愛家人的同時,也失去了對他原先的認識,這令人格外的難以承受。當我們愛的人離開,我們可以透過追念他的善良特質來保持連結,可是這些加害者的家人們,卻在失去家人的同時,也斷了這項連結。更有甚者,他們的失落,沒有被允許哀悼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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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倫拜事件中,兇手迪倫的媽媽在往後的數十年受到憂鬱症與恐慌症的糾纏,並且時時刻刻被罪疚啃食著內心。同樣是失去孩子,她的處境格外艱難,因為大家相信著這些被殺害的小孩們有其價值與良善。但她的孩子,不如不要誕生在這個世界上。

狄倫的媽媽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說了這段話:「對我來說,我還是很高興有過這個孩子。雖然代價是痛苦的,不過我對他的愛是我這輩子最大的快樂。當我這麼說的時候,我的痛苦是我自己的,但我接受。人生原本就充滿苦難,而這是我的苦難。我知道對這個世界來說,迪倫沒有出生會更好。但我相信,對我來說不會。」
 
世界各地都有無差別殺人事件發生,在美國是迪倫,在台灣是鄭捷,日本是少年A,芬蘭是沛卡跟馬提。他們都有家人,要說他們家庭功能都有問題的話,那誰家沒有?

精神疾病家屬

如同劇中所描述的,精神疾病家屬的狀態,當得知家人罹病之時,當事人跟家屬都在經歷自己的接受歷程。

對於生病後的家人,未來人生如何、是否能夠康復、接下來要做什麼樣的治療、藥物副作用如何、為何會得這種病等等,一切充滿未知。意見分歧與衝突都是在所難免,他們同時也承受著社會對於這個疾病的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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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的特性與其他身心障礙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失序與瘋狂。

在高度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這被視為是一種對於安定生活的威脅。許多身心障礙多半會有一個討喜的面向(恕我這麼形容),但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卻很難找到,容易被看到往往是一大堆的缺點。

如同安德魯·索羅門在《背離親緣》中描述的:「每個家庭都會面對不同的困難,卻仍舊努力以愛來跨越鴻溝,並且幾乎都能從任何挑戰中找到希望的訊息,以及成長或獲得智慧的機會。某些時候,思覺失調症以及相關的精神疾病可能也適用。然而,思覺失調症或許自成一格,本身就是無常的傷痛,得不到回報。聽障有豐富的文化;侏儒症以美國小個子為中心,獲得許多能量;許多唐氏症孩子天性善良可愛;自閉症倡議團體的自我實現。上述種種,卻不曾真正發生在思覺失調症的世界裡。某些帶來問題的疾病同時會帶來豐富的認同,人們因而遲疑是否該加以治療。但思覺失調症卻幾乎無論如何都急需治療。我在研究過程中遇到許多了不起的父母,如果沒有思覺失調症,他們和孩子都會過得更好。在我看來,他們所受的苦是永無止盡,而且是罕見地結不出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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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家屬面臨的是長期抗戰,永遠跟不確定性一起度日,試著微笑、試著健康、試著勇敢、試著接受挑戰。他們同時在無法找出明確致病原因的時刻,試圖找到一個暫時的理解,同時試著放下對自己的咎責、過度苛責的責任感,在試盡所有辦法跟釋懷接受的過程中來回擺盪。而這種種,就是他們的日常。

 

【作者簡介】

充滿好奇心的跨領域助人工作者(職能治療師/諮商心理師),認為整體國家制度與政治局勢深深影響每個人的心理健康,關注範圍從身心障礙者人權與家屬支持,到性別運動與轉型正義。近期工作致力於推廣發跡於芬蘭的「開放式對話」工作方法,希望將民主平等、尊重合作與多元的精神,帶入目前的醫療與社會福利工作場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