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影展
自2004年初冬,歷經了六屆殺人影展、十五年時日,死刑仍然沒有因其種種爭議而消失在當今台灣,但這漫長的時光並沒有就此虛度,死刑的支持與反對,仍然不斷地在對話,不斷地在尋求解答。
【影評】《正義難伸》
李達義2004
放在傳統紀錄片的領域,《正義難伸》(The Thin Blue Line)的確是一部叫人感到驚奇的作品。除了導演的訪談手法之外,《正義難伸》多了許多傳統紀錄片不敢(或不願)使用的「虛構」場面。例如,依照受訪者所言,重新請演員演出案發當時的場景,或是片中一再出現、強烈的視覺母題(一滴牛奶滴下)。經過多年的時間考驗,本片所使用的戲劇性手法,不但沒有在當代紀錄片中消失,反而經過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華氏九一一》(Fahrenheit 9/11)、《科倫拜校園事件簿》(Bowling For Columbine))等片的導演等人的發揚光大,成為當今紀錄片的重要手法之一。最重要的原因,是當代的紀錄片工作者,不再天真地相信攝影機能「記錄真實」。攝影機的確能捕捉下現實的某個切片,但因此宣稱這樣片面的片刻為「真實」,則太過於天真以至於失真了。取而代之的信念,則為相信「真實」總是建構出來的;一部紀錄片的成敗,不在於它建構了什麼樣的真實,而在於它對人們原來對真實的信念,挑戰了多少,也就是不斷地向下挖掘真實的深度。就此觀之,拍攝於1988年《正義難伸》,是當代紀錄片的先趨者之一。
故事開始於1976年,達拉斯州(Dalas)警察羅勃伍得(Robert Wood)被槍殺。證人哈瑞思(Harris)作證說:他目睹同伴亞當(Adam),在他們駕駛的車被攔下臨檢時,開槍射殺了警察羅勃。由於現場證據不足,陪審團相信了哈瑞思,判決亞當有罪,最高法院判處他死刑。導演艾若墨瑞斯(Errol Moris)在亞當被關了11年之後,在監獄裡遇到他。就像所有的死刑犯一樣,亞當堅稱他是無罪的,不過單單這點還不足以說服他;他接著展開了調查,拜訪當時因為另一起謀殺案而入獄的哈瑞思。在與他多次談話之後,導演覺得這起殺警案或許另有隱情,遂著手開始拍攝,《正義難伸》於焉誕生。最後案件竟然奇蹟般地隨這部影片的拍攝,而有了峰迴路轉的演變。
如果《正義難伸》只是為冤獄翻案的影片,它的影響力不可能如此之廣;事實上任何影片不可能代替司法調查。這部影片首先呈現了多重的觀點,除了被告之外,我們在片中也可以清楚完整地看到哈瑞思的指控。導演並根據這兩種不同的說法,重新演繹了犯罪現場;再者,本片最有趣之處,在於多數受訪者,除了談到直接跟本案相關的部分之外,還提供了許多耐人尋味的小插曲。這些小插曲或許和槍殺案無直接關係,但它們卻一點一點地為我們交織出達拉斯社會的特殊面向。這些小事乍看之下和案件無關,但我們不要忘記:司法其實是社會價值的反映,特別是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司法體系,無論辯方或檢察官,都會不擇手段地運用民眾心理的特點(或弱點)來影響陪審團,而許多缺乏直接證據的案件,最後左右判決的,往往是這種社會潛意識。
本片導演艾若墨瑞斯是當代美國最重要的「非劇情片(Non-Fiction)」(他的作品抗拒「紀錄片(Documentary)」這種呆板的僵化模式)工作者,他最新的作品「戰爭迷霧(The Fog of War)」也在之前的和平影展及公共電視放映過。他在每一部作品中,不斷地提醒觀眾「真實」的深度--就像《正義難伸》提示出決定死刑案件的,絕不只是表面的證據。從那些受訪者所選用的奇異字眼,以及他們談話的態度,我們看到「操縱生死」的權力慾望正悄悄地在人類的潛意識中上演。或許真實就像洋蔥一樣,愈往裡剝。就愈想讓人流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