腫瘤

新莊區的小巷中，陰暗的空間只有幾盞街燈，照著早已血肉模糊，躺在家門前的中年男子，就在距離屍體約五公尺處站著一位手持菜刀的年輕男子，全身是血，情緒沒有太激動，還算平穩。警員吳文昌與吳生閔第一時間趕往現場，先安撫這名年輕男子，但他只冷冷地說：「人是我殺的，我保證不會跑，不用太在意。」

他是當年二十八歲的陳昱安，而那名中年男子是正準備去工廠值大夜班的爸爸—陳永進。

在揮刀前兩天，陳永進再也忍受不了他的懶惰不工作，於是把鑰匙沒收，叫他再也不要回家。他帶著手上僅有的一千多塊與之前就買好的生魚片刀與菜刀，投宿朋友家。陳昱安口中的朋友，是他曾求診過的家醫科醫生。

其實，這並不是陳昱安第一次被趕出家門，在他待業的六年中，曾經寫過幾次「切結書」。證物中有這麼一張紙條：「本人陳昱安應親愛的家人的期許，即將預定在十月份開始找工作，以便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倘若這期間始終沒任何動作或者任何消息，便自行交出家中鑰匙並同時離開這個不屬於小安的家，我以此聲明作為承諾。」簽署的時間是民國九十六年。他每隔幾個月就寫一次聲明，這似乎成為唯一可以讓他繼續待在家裡的理由，但承諾總是無法兌現，父母一次又一次地對他失望，他常常被趕出家門，露宿公園，因為長期失業產生的緊張狀態累積到九十九年終於崩解。

他不是一開始就計畫殺人，在被趕出門到案發之間那兩天，他曾經兩度按門鈴，陳永進只向妻子說：「不要讓他進來，因為跟他講好一個星期搬出去的時間已經到了，永遠不要讓他進來。」並叫仍住家中的三弟不要幫陳昱安開門。時間已經到了？原來陳昱安向爸媽承諾，九月十日一定會搬出去。沒有錢，沒有工作，家人不歡迎他，能夠去哪？那天，醫師才回台，陳昱安想向他表達謝意、交代遺言後自殺。

案發兩年前，陳昱安注射麻醉劑自殺，在路邊倒下被救起。當時二十六歲的他，不是第一次自殺也不是最後一次，每次的原因都不一樣，為了逃兵役，或不為什麼，覺得人生沒有意義，只想死。他的頸椎受傷，手腳的末端麻痺無力，向爸爸要手術費，陳永進面對五分之四失敗—也就是癱瘓—的機率，拒絕了他。陳昱安氣爸爸偏心，氣爸爸不在乎他，於是拿起針筒，打麻藥，送急診，被診斷有思覺失調症，住進了精神病房。

曾經，他也有穩定的工作，高職讀機械科，建教合作可以得到一份還算安穩的生活，無奈他對車床沒有興趣，跟媽媽說：「以後只做自己有興趣的工作，不要管我」，但自從二十二歲自殺傷及左手臂手筋，頸椎沒有治療，無法做粗重的工作，就業選擇一下子所剩無幾，應徵的工作總是包裝工人、保全、保全，還是保全。六年中只有兩三個月在工作，但最後，那份短命的保全職位因為被雇主發現身障身分而被迫停止。

九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仍未找到工作，建議可先找臨時工。

九十八年一月十四日：近日去三重就業服務站應徵臨時工作，但皆未成功，明日將應徵保全工作。

九十八年二月四日：母親要自己不要再服藥，覺得是因為服藥而不想找工作。

九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自述在家仍有父母方面的找工作壓力，自覺情緒近日

起伏大，有時會控制不住自己，夜眠較差，希望藥物調整。

九十八年三月十八日：近日在做復健（頸椎）

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已停做復健，因父親要求自己工作。

九十八年七月一日：每周一固定打電話給張老師諮詢一小時，詢問醫師是否有宗教信仰，常覺得生活痛苦、沒有意義。

九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仍未找到工作，有家人所給的壓力。

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已找到夜間保全工作，今天開始做。

九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持續保全工作，家人因自己開始工作而較少叨念，有規則服藥。

九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工作已遭辭退，因雇主發現其精障身分。

九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仍未找到工作，有來自家人所給的壓力。

一個月一次的頻率，在案發前一年，陳昱安持續的在接受門診追蹤。一年，可以包含很多事情、可以象徵很多意義，但對他而言，總是應徵、等待通知、失敗，與待業；一年，也可以有很多情緒，但對他而言，似乎只在規則服藥尚穩定，與低落、痛苦、無意義之間徘徊，不知道哪一天會突然爆發……。

律師：「你發現他常常會買刀？」

陳母：「他買刀時講話都會囂張，所以我等他出門時，都會去他的房間找，找到之後，叫我先生跟他溝通。」

律師：「你覺得這樣的狀況，精神狀態正常嗎？」

陳母：「正常，他是為了財產，所以這也是他的目的。」

陳媽媽始終認為他精神沒有問題：自殺是為了拿身障手冊，拿身障手冊是為躲兵役、「殺全家」可以減刑，失眠是為了財產，服藥是為了不工作……，待業在家的陳昱安成為一顆未爆彈。他恨父母總是偏心弟弟，做錯事要他承擔。他從小惹事生非，愛跟弟弟吵架，甚至叫同學打弟弟，長大後更常常在外面說要「殺了媽媽」。二十二歲之後，他陸陸續續買了七把刀，恐嚇要做「驚天動地的事」。這個家，似乎只剩下仇恨與不諒解。

陳母只有陪著陳昱安看過精神科一次，那次是他住進精神病房前。紀錄上這樣寫著：「陳母對此（住院一事）多有指責。」對於什麼是精神疾病、該如何幫助，陳母一無所知。他的不滿必須有所抒發，社交能力不佳，沒有什麼朋友的他，找張老師、去教會、掛門診，但就是沒辦法「回家談」，甚至「回家」本身已經成為他最大的壓力來源。心結如惡性腫瘤不斷增長繁殖，大家圍繞著它相互攻擊：爸媽不斷要求他工作，不然就趕他出門，陳昱安只能用刀、用言語恐嚇作為反擊。這顆腫瘤不知不覺中已經大的將「家人」擠出，只留下自己與恨意相伴。家，意味的不是溫暖，反而是冷漠、不理解與厭惡。

「他是長孫從小由公婆帶大，長年在公婆的前三代因財產分配不公的仇恨糾纏耳濡目染下成長，又被公婆寵壞，……，每次做錯事箭頭都指向別人不對，自己永遠是對的，更不接受糾正，認為是不愛他、欺負他，也完全抹滅家人對他的呵護包容。」

「我是個徹底失敗的母親，……，這個孩子我不要了，懇求法官維持原判決：死刑。」

這是陳母第二次寫請願書向法官請求判自己的兒子死刑。陳母二十九年來的包容早已被消耗殆盡，她真的累了。對於兒子的怨懟與不滿集結在這份請願書中，一字一句鑄成法槌，在法庭上、在她心中都宣判著他的死期。

她是一位平凡的母親，希望作為長子的陳昱安可以成為弟弟的榜樣，可以「像一個男子漢」出外工作，有獨立生活的能力。這些要求在許多台灣家庭中一點也不是個高標準，但是陳昱安似乎只有讓她失望的份：從小頑皮的他，讓她永遠有擦不完的屁股，她總指責陳昱安帶壞兩個弟弟沉迷線上遊戲，偷竊不斷的他，十三歲那年，在金石堂偷了一本書，在媽媽的堅持下被送進警局，成年之後沒有辦法有穩定的工作，更無法成為母親心中的「男子漢」，母親甚至把兩個弟弟成為「草莓族」的責任也怪在他頭上。種種「無法達標」造成應該為避風港的家，變成家人各自痛苦的根源。

她似乎在吶喊：「我只是想把孩子教好罷了，為什麼會教出一個殺人犯？」但對於陳昱安來說，做「好榜樣」的壓力、做錯事不被寬容，反而被當成問題少年交由冷冰冰的司法體制「處理」的陰影、找不到工作的憂鬱與精神疾病的折磨，就是長年累積在這些平凡的要求當中而不被家人與社會理解。

一個又一個孤島聚集在一起，並不會成為大陸，寂寞與寂寞的總和也不會帶來陽光，陳昱安的家庭似乎就處在這樣的孤島狀態，失去溝通能力的家人如峭壁層層圍困彼此，呼救聲被阻隔，只留下孤寂的回聲在懸盪。陳母說他毀了這個家庭，但或許在很早以前，家就已經是破了又勉強拼湊起來的花瓶，在陳昱安殺了陳永進的時候，才真正的崩解。

不會沒有時間，

他說，他沒有時間，

沒時間做那件已拖了很久的事，沒時間見已很久沒見的你。

親愛的，如果他沒時間給你，你也就別花時間再去為了他為難自己了，

沒時間只是藉口，若真心想做的事，真心想見的人，一定都是有時間的。

陳昱安在書信中不斷抄寫這段話，提醒閱讀這封信的「他」：不要說沒空，不要再找藉口，不要忘記我……。

在快速更迭的網路時代，在追求效率的資本主義國家，陳昱安用古老的方式，不合時宜的呼喊著。或許我們早已熟悉以冷漠取代關懷、以敵視取代理解。「我們」意味著有「他們」，我們跟他們不一樣，「他們」—精神疾病患者、身障者、同性戀、少數族群—常常被我們劃入一個圈圈，蓋上黑布，而「我們」若無其事地繞過黑圈圈繼續前進，鮮少願意踏入，學習寬容。「健全」的社會似乎意指：掃除弱勢、掩蓋壓迫。

人際關係有著重重的障礙，當有思覺失調症的陳昱安無法好好被傾聽，當障礙有一關無法被跨越，暴力就會產生。他對家人施暴，社會允許國家用死刑制暴，簡便又廉價的正義把受害者的臉、加害者的臉抹去，還剩下什麼？有人願意停下來陪他度過那道關卡嗎？有人願意花時間聽他說嗎？沒有辦法被治癒的傷口化膿、腐爛，面目全非之前，我們真的了解陳昱安這個人嗎？

許多因素造成一個「自我封閉」的陳昱安，可能是五歲以前爺爺奶奶的溺愛，可能是十三歲那年在金石堂偷了一本書，媽媽堅持報警所造成的陰影，可能是總要他「成為真正的男人」的父母的壓力，更可能是成長經歷中，責罵總是多於關心。或許，他想要的是一點在乎，只是他總帶著刺—來自生理病痛的、來自心理受傷的—而需要被慢慢理解、慢慢將刺拔除，這是極為漫長的過程，一次又一次衝擊我們對「愛」的信仰。

陳昱安這個名字最終消失在陳家的日常生活中，消失在台北醫院門診室中，消失在禮拜天的教堂中，消失在就業服務站的名單中，一組數字重新代表了他，「犯罪者」的身分成為他的唯一。在他的成長過程中，很少人會覺得他的家庭狀況有問題，沒有家暴、沒有經濟壓力、沒有特別明顯的創傷，「為什麼？」是最開始發出的疑問，爬梳他的生命史，才會明白之中有個小孩沒有被善待，每個人面對傷痛的處理能力不同，有精神疾病的陳昱安正好是無法好好處理這些壞情緒的人，然而最具支持力量的家人卻是他最大的痛苦來源，這使得他的治癒之路更加的艱辛，但我們應該做的不是粗魯的殺、盲目不看問題的癥結點，而是給予犯錯者反省的機會、彌補的機會、再站起來的機會。

在殺之前，有沒有愛的可能？這是陳昱安對社會最後的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