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與檢討：相互理解如何可能？

反思與檢討：相互理解如何可能？

文/吳睿恩（廢死聯盟實習生、台大法律系法學組三年級）

圖片來源：Kiana Bayron

在本期電子報的三篇文章中，三位廢死實習生分別與其家人、老師及朋友進行訪談，希冀能了解這些與我們緊密連結、卻對死刑存廢議題上有截然不同看法的人們，是怎麼開始接觸死刑議題？對他們而言，死刑存在的意義又為何？而在本篇，將簡要統整這三位受訪者的回覆並嘗試提出回應，期待能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思索社會上支持／反對廢除死刑的兩方，該怎麼踏上對話與相互理解的第一步。
 
接觸死刑議題的契機

乃瑜的朋友及宇萱的老師皆提到，平常時並不會有太多與旁人討論的機會，會認識到死刑存廢的議題，通常是在社會發生重大刑案之後。這的確是許多人共同的生命經驗：每當事件發生，群眾的恐懼與憤怒，轉化成為呼籲政府判處並執行死刑的呼聲，廢死聯盟成為眾矢之的，彷彿所有罪惡都是因其而誕生。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認識死刑，我們很難從另一個角度看到它的限制與問題——我們亟於剷除為惡人間的敗類，卻很少問與我們同為「人」的這些犯罪者，何以會走上絕路。究竟這些人的生命背景為何？在作案的當下在想些什麼？很少是主流媒體與輿論關注的議題，但去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才能幫助我們真正指認出該努力的方向。
 
死刑必須存在的理由

對於三位受訪者而言，死刑可謂是必須存在的最終極手段，支撐這樣宣稱的理由相當多樣，但大致與常見的說法無異，包括：只有死刑是與最嚴重罪行相應的處罰手段（近似於「殺人償命」）、嚇阻力，以及還受害者家屬一個公道等。
 
這些說法看似言之成理，但多少都有可以挑戰之處。例如殺人償命的說法，似乎是指向了「所有殺人者都該被判死」的結論，但這樣的做法顯然無法被認同——那麼「該償命」的標準為何？又為何自由刑無法作為適當的處罰、而死刑可以？這二者之間何以是全有全無的關係？都是受訪者在訪談中未能說清楚的部分。
 
又或者死刑嚇阻力有無，確實是長久以來爭辯的焦點。然而與前述說法有相同的問題：何以自由刑就沒有嚇阻力、死刑就有？就算真的有程度之別，這樣的差異又足以讓一個人因為有死刑制度的存在，而不為本欲所為的犯罪行為？恐怕也是殊難想像。
 
至於「還受害者家屬一個公道」的說法也有其盲點：並不是所有的受害者家屬都希望被告應被判處死刑；而法律系統所應扮演的角色，是站在一公平、公正、客觀的角色，對被告的行為科予合理的處罰，使其為其行為負起責任。死刑能夠解決受害者家屬的傷痛嗎？成效相當有限，更好的解答應該是一整合性的支持系統，但死刑的存在，卻常常讓我們轉移注意力，而忽視了被害人支持系統的重要性。
 
綜上所述，受訪者所說的這些理由，似乎都難以百分百證立死刑存在的正當性。而退步言之，就算理想上死刑是可以接受的刑罰手段，實際上的運作卻可能問題重重。

誤判的可能

為了瞭解受訪者們對於冤獄的看法，我們將問題簡化成「毒氣室」遊戲：一間毒氣室裡關著十個死囚——九位犯下「非常嚴重罪行」的受刑人，與一位什麼也沒做卻被關了進去的人——若要執行，非得要十人一同執行不可。受訪者是否願意按下按鈕、施放毒氣嗎？
 
面對到這樣的問題，受訪者幾乎都遲疑了。三位受訪者很難想像，時至今日，司法系統仍不斷在製造冤獄。在誤判的可能無法排除的前提下，他們是否仍會堅持死刑必須存在？對此，僅有宇萱的老師給予明確的答案，她表示：「我們會因為冤獄的存在拒絕所有的判案嗎?這是一個問題，像今天工作做了一百件物品，有一件不好，我們能等同於其他九十九件都不好？我們只能說可能會有些瑕疵，所以必須動用更加嚴謹的方法製造，並且檢查。」然而，照著她的說法，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這一件物品應該被犧牲？而犧牲所換得的利益又是什麼？廢除死刑並不意味著被告因此不會受到任何制裁，但卻能夠避免國家誤殺無辜之人。的確，誤判問題可以透過更嚴謹的調查與審判程序降到最低，但執行這些任務的警察、法官與檢察官們，終究是人，永遠會有犯錯的可能，一個毫無瑕疵、不會犯錯的司法系統，終究只是美好的幻想。

結論：同理應先於批判

本文簡要整理了三位受訪者的說法，並嘗試提出回覆。然而，作為廢除死刑的支持者，我們也不斷在思索：如何能夠說服更多人、爭取更多人們的支持？對另一方的論據提出嚴謹批判是一種作法，但理解不同立場的想法也同等重要——為什麼這麼多人無法接受廢除死刑？對他們而言，最能打動他們／最易激怒他們的廢死論述又是什麼？
 
或許在本質上，我們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我們都期待著一個更好的社會：一個犯罪更少、人們能更安心生活的社會，只是對於如何實現有著不同的想法。或許，從這樣的基礎出發，支持與反對死刑雙方之間的對立能夠降低，彼此間的相互理解也才真正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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