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故事
犯罪被害人有許多不同的面貌,也有不同的需求,唯有聽見他們的心聲、了解他們的需要,並且真誠的陪伴與支持,他們才能重拾力量,面對未來的生活。
另一種被害人
另一種被害人
文/吳佳臻(廢死聯盟副執行長)
【編按】本文為亞洲死刑大會中關於法國死囚家屬的報導。
印尼自2008年起停止執行死刑,直到2013年執行四個人死刑,2014年沒有執行,2014年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當選總統,宣示要嚴懲毒品犯罪,2015年一月處決六名死囚,其中五名為外國籍,巴西和荷蘭因此召回大使以表抗議,接著四月底印尼又處決八名死囚,其中七名是外國籍,菲律賓移工菲羅索(Mary Jane Veloso)在最後一刻暫時逃過一劫,但此次執行同樣引發澳洲等國家抗議。
「今年4月29日印尼執行死刑的名單上,原本也有我先生,但是,因為他的案子還有上訴機會,因此暫時逃過一劫。」坐在長桌另一頭的莎賓納.阿特勞伊(Sabine Atlaoui)透過翻譯說。莎賓納個頭小小的,很平凡、很纖瘦,輕聲細語,就像我印象中的法國女子,只是四十歲出頭的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憔悴了些,她雖然身形瘦小但卻不瘦弱,相反地,在她的發言當中,聽眾能不斷地感受到她的力量和堅忍。
莎賓納是瑟居.阿特勞伊(Serge Atlaoui)第二任妻子,兩人相差將近十歲,育有四個孩子,其中三個孩子是瑟居前婚姻子女,最大的女兒已經24歲,他們兩人生的小兒子目前才3歲。瑟居原本受雇在一家化學工廠安裝設備,工作沒幾天就被逮捕,他根本不知道這是家製毒工廠,但卻被控涉入製造搖頭丸,自從2005年被捕至今,他始終堅稱自己是無辜的,連同案一起被逮捕的其他17個人都告訴法院瑟居只是受雇工人,不是老闆也不是毒販,不應該被判死刑。
今年一月間,印尼政府執行六個死囚,其中有五個外國人,並傳出還會繼續執行死刑,以顯示政府打擊毒品犯罪的決心。不久,又傳出四月即將執行另外十名毒品犯罪者,瑟居的名字出現在名單上,這時,莎賓納才驚覺,時間並不站在自己這邊,必須加緊救援的腳步。莎賓納說,救援的工作她一個人做不來,還好有法國的廢死團體「共同反死刑 ECPM」等組織還有律師從旁協助,身為家屬的她必須跟救援團隊有很好的互信關係,救援團隊必須讓她知道所有的發展與評估,她才能因此相信救援團隊和律師的判斷與決定,因為「任何一個小動作做錯,就可能鑄成來不及挽救的大錯。」
在亞洲死刑大會「與被害人家屬合作」的工作坊場次上,莎賓納不斷強調任何救援行動必須與家屬充分溝通的重要性。死刑存廢的辯論中,被害人家屬的觀點經常被提及,但是,除了因為犯罪事件直接受害的人是被害人之外,廢死聯盟認為,冤案當事人、被告或加害者的家屬,同樣都是這個制度底下的被害人。莎賓納也同意這個觀點,她質疑「死刑到底懲罰了誰?死刑犯被處決,他們就這麼離開人世,但是死刑犯的家屬呢?他們為什麼要為了自己沒做的事情受到懲罰?為什麼還要因此一輩子忍受這樣的折磨與痛苦?犯罪被害者家屬跟死刑犯的家屬其實正在經歷相同的事情,他們同樣失去親人,同樣受到心理創傷,同樣感到害怕、焦慮、疑惑,死刑犯的家屬跟其他被害人家屬一樣,都應該被記得,他們的痛苦不應該被忽略。」原本只是為了陷入印尼死牢的丈夫奔走,現在,莎賓納則是為了所有的死囚家屬請命。
過去這些年,莎賓納一直不放棄希望,每年總是要抽出一些時間從法國飛到印尼去探視瑟居,除了探視,就是不斷地做聯繫工作,想盡辦法救援。她說,她曾經一整個月沒有離開飯店房間,就是一直在工作、不停地打電話和寫信聯繫。今年三月間,莎賓納首次帶著三個孩子和兩個手足到印尼監獄探視瑟居,她說,相聚的時候,我們忙著聊天、談笑,大家都暫時忘了死刑的威脅,直到踏出監獄那一剎那,你突然被拉回現實,回到那緊繃、充滿壓力的日子。她被問到,是如何能在這些希望渺茫的日子裡和孩子一起撐下來呢?莎賓納說,「我們一直教導孩子們愛、希望和勇氣,我們就要展現給他們看,而死刑教導我們的,恰好相反,死刑教我們暴力、教我們仇恨。即使有一天我老公仍然被執行死刑,我還是要提醒孩子們不要失去愛、希望和勇氣,即使我老公被執行了,我仍然要為了廢除死刑繼續努力。」
瑟居四月間向印尼總統提出特赦聲請遭到駁回之後,瑟居的律師協助他提起行政訴訟,但行政法院卻在6月22日駁回,理由是,特赦屬於總統權力,因此法院無權決定。印尼檢察署告訴媒體近期沒有執行死刑的計畫,但也有人猜測齋戒月過後印尼政府又要開殺戒,無論如何,瑟居和其他死囚仍處於隨時會被執行死刑的威脅當中,而他們的家人仍持續在這期間痛苦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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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槍決 8名外籍毒犯魂斷印尼(2015/4/29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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