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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送達的遺書》:9封遲來的掛號,台灣簽收。─專訪本書策畫葉虹靈
《無法送達的遺書》:9封遲來的掛號,台灣簽收。
──專訪本書策畫葉虹靈
採訪撰稿/葉宇軒(廢話電子報記者)
在台灣,二月份的社運關鍵字,非「轉型正義」莫屬。
從民國36年2月28日開始,經過白色恐怖時期,直到民國76年解嚴前,撤守台灣的國民政府妄用極刑,無論是異議人士或者無辜民眾,皆在以自保為首要目的的黨國政治中,成為槍下亡魂。其間受難人數粗估多達上萬人,堪稱臺灣史上規模最大、情事最嚴重、延續時間最長的國家暴力。威權統治的時代,這段歷史在情治單位的施壓以及種種自我審查下,遭到噤聲,直到近十幾年來才廣泛被談論、研究,進而獲得平反的可能。
這個國家,今天有了好消息。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以下簡稱真促會)在今年(2015)初,以白色恐怖年間,受政治迫害而死的人犯所留遺書與家書為主軸,圍繞著民主自由全面棄守的年代,政治犯與家屬的生命故事,出版了《無法送達的遺書》(衛城出版),在新年期間的台灣書壇和各大通路掀起熱烈討論,上市不到一周即緊急二刷。本期廢話電子報特別訪問了真促會執行長、同時為本書策畫的葉虹靈,和我們聊聊這本兼具學術的嚴謹與故事的親民,話題性十足的作品!
透過文字,讓歷史對話
「我們想要把它做成一本好看的,但在歷史細節上又很嚴謹的白色恐怖入門書。」開門見山地,虹靈清楚說明了對這本書期待。目前市面上相關出版品不脫當事人第一人稱的口述資料,或者夾有虛構成分的文學作品,《無法送達的遺書》試圖跨越兩者的藩籬,以一種文學性高、好看又不脫離歷史脈絡的方式書寫,除了向民眾訴說這段台灣重要的歷史,本書的出版,更帶著一種或許不得不是後見之明的意圖──既包含同情理解的溫厚,也兼有擇善固執的堅定:
「在書寫過程中,我們也試圖去動搖某一種,或說某兩種?……恩,應該還是一種──因為其實都是同一種,僵固歷史認識的民族主義敘事框架。」
前四位政治犯(郭慶、黃溫恭、劉耀廷、曾錦堂)牽涉的「省工委案」及造成其後五位受難者(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江炳興)離世的「泰源監獄案」,構成本書兩條主要的時代軸線,而二者正是在台灣當代政治板塊中,被「統派」與「獨派」兩種民族主義敘事各自做為政治訴求基礎的代表案件。
或統或獨,在僵化固著的敘事中,都彷彿對案件、對死去的人們已經瞭若指掌,甚至回過頭來以當前的意識形態,去論斷當時的政治行動,而《無法送達的遺書》正是希望以受難者及其家屬為中心的書寫,以坦然呈現案件細節處那麼多無以填補的空白,去推翻、去提醒兩造的知識生產者以及閱讀受眾──「對於歷史,我們所知的都還太少。」
回返時間,瞻望歷史
在成功推動檔案局歸還遺書後,真促會便著手進行這個寫作計畫,由身為真促會理事的作家胡淑雯擔任主編,與葉虹靈一起決定了作者群──邀來的諸位寫手中,僅呂蒼一與林易澄具有相關研究背景。葉虹靈說,這也是幾經考量的決定:「借用這些人的影響力,將我們的觸角延伸至不同背景、不同類型的讀者。」
由真促會提供歷史檔案給作家,並盡可能給予能力所及的協助─包含檔案文獻調閱、歷史知識補充等─經過文獻考察、定期開會討論、實地訪問、擬定書寫策略、修改稿件等過程,方才落墨成文。
當然,由於「政治受難者家屬」這個身分在當代台灣社會曖昧複雜的多重性,約訪往往一波三折:真促會有意拜訪但不得其門而入者有之,客氣婉拒者有之,希望以電訪而不願會面者有之。尤其泰源監獄一案,因近幾年間「台灣意識」抬頭受到許多人重視、頌揚,對家中當時「拋妻棄子」甚至「帶累親友」的「革命先烈」抱有複雜情感的受難者家屬,對相關訪談更是諱莫如深,若非由「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蔡寬裕前輩引介,恐怕只能望洋興嘆……
我默默計算著因為這個或那個原因無法呈現的案件,而經歷坎坷、克服萬難完成的訪談,又常面臨相關檔案不足、耆老凋零,使得寫作者苦思冥想不知如何處理。每一個文如匹練、筆若橫江的故事,背後全承載著一份對於歷史謙卑的叩問,以及對於每位已逝者再虔誠不過的瞻仰。
當代台灣:「轉型正義」與「民族主義」的重新記憶
出版於2015年將春的日子,與其視《無法送達的遺書》在急切的申明什麼證成什麼,因而在文學與歷史的間隙中孜孜矻矻、耽求結論,毋寧更適合將之當作一個「再記憶」的嘗試,踏實的跟著故事的節奏輕哼。
迎面而來各種有關正義的提問,像是電子站牌上令人玩味的「即將進站」。作為一群遲來的旅客,我們總難以確知它究竟已經駛離,還是真的即將到來?也或者,一切不過是器械故障引起的誤會──那是一班不存在的車次,一票人無效的等待。
總是可以看見那樣的時候:人們將「轉型正義」談得震天價響,口中卻是想像中的、甚至與事實相悖離的曾經──於是,我們談的「正義」也不過是另一種「立場」的顯影。《無法送達的遺書》不談那些耳熟能詳的理念或價值,僅僅把歷史談給讀者,讓我們重新思索探求:台灣的未來、台灣的轉型正義以及民族主義,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