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高中生經歷的太陽花學運

文/陳冠婷（高中生）

三月十八日星期二，我看到了立法院被佔領的新聞，那時候這場運動還不叫做太陽花學運，太陽餅跟香蕉也還沒從台中跟旗山躍上新聞版面。在我所就讀不到百人的住宿學校中，要帶起討論並不困難。一直到這星期，有許多堂課仍然在討論服貿，希望學生了解國家在發生什麼事。

（這場反服貿運動，因為民眾熱心送來太陽花，因而被媒體命名為「太陽花學運」。 拍攝/林綉娟 ）

事情發生的隔天，有六位同學願意跟我一起去立法院靜坐。老師不能罷課，但他們對我說，不需要請假，只要在立法院打卡，就不算翹課。到了立法院，人比想像中還要多，甚至到了無法隨意走動的地步。每次當有人上台徵求志工，總是馬上就有許多人去幫忙。每過一陣子就會有人問需不需要吃東西，深怕大家沒有體力面對隨時可能突襲的警察。沒有辦法來靜坐的民眾出錢買的物資源源不絕送進來，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學生。看到這些景象，差點因為感動哭了出來。以前參加社運，從沒有人願意送這麼多的物資幫助學生，更沒有叫做「志工」的人會去問大家餓不餓、冷不冷。或許是以前社運的形象總是很刻苦，所以外界總是說這是場五星級學運。但他們不知道柏油路有多冰，不知道雨淋在身上有多冷，更不知道提心吊膽神經緊繃的面對警察一整晚不能入睡有多累。

在立法院待了兩晚後，我被媽媽徵召回家裡，這又是另一場微革命。這場革命，反映出許多問題，包含兩個世代所創造出不同的價值觀，以及媒體的影響。對於在戒嚴時期成長的人來說，社運是流血，是反抗政府，是吃力不討好的事，這是上個時代所塑造出的「社運」。但對於在解嚴後成長的我來說，社運是表達訴求的一個管道，是人民本來就擁有的權力。

年輕一輩沒有理由責怪年長者，但衍生的問題是，從社會上到家庭裡，大多數老一輩的人總是認為現在學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媒體記者為了生計，逼不得已必須去找觀眾喜歡看的畫面讓收視率提高，這些鏡頭無非就是衝突場面，或符合大眾口味的新聞，某些特定立場的媒體更是明顯，特定媒體不斷播報學生破壞公物，甚至抹黑學生。人總是比較容易接受跟自己立場相近的觀點，這也是為什麼要接受不同論點困難的原因。因為這樣，那些認為學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長輩會選擇接收學生打破玻璃、破壞公物的新聞。然後他們會說：「你們破壞公物，這是一個不理性的行為，你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就是我爸媽對我說的話。每次總是想心平靜氣地跟他們談論社運，但每次總像朝野協商一再破局。

參與社運時，我都在想這些問題。每次社運，衝撞的不只是政府所做出不合理的行為，更是不斷衝撞社會既定的價值觀；每次衝撞，都突顯出更多潛在的問題。社運的目的不只是達到訴求而已，更重要的是，希望有越來越多人思考制度問題，關心公共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