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刑事制度】鐵窗內的世界――浜井浩一訪談

本文章轉載自【島弧・黑潮】――Japan Broadcast

【日本刑事制度 2013.1.24】

鐵窗內的世界　（１）――浜井浩一訪談

監獄，應該是和正常生活的我們無緣之處，一定有一堆恐怖的人吧，跟我們無關也不想跟他們有任何關連……。這是日本的社會通念，恐怕也是台灣的吧。對於這樣的社會通念，日本前法務省官員、歷經少年院（類似台灣的矯正學校）、監所工作經驗的浜井教授則有不同的意見。浜井教授表示：「監獄變成了社會中的弱者最後的去處。」

――去年秋天，日本發表了2012年版的犯罪白皮書。受刑者的人數在2006年達到高峰後，開始持續下降，那麼日本的治安變好了嗎？

浜井教授表示，「從殺人犯罪持續地更新戰後最低數字一事來看，就可以了解日本治安根本沒有在惡化。似乎很多人都認為治安惡化而受刑人增加，但這是錯誤的。2000年到2005年間受刑人人數之所以增加，是因為嚴罰化所導致，而在那之後受刑人人數減少，則是因為對於嚴罰化政策踩了煞車。在2000年到2003年間，正好是監獄的收容過剩開始成為問題的時期，而媒體則報導治安惡化跟兇惡犯罪的增加是收容過剩的原因。」

但是對於置身監獄的浜井教授而言，眼前展開的完全是不同的景象。每天從拘留所送來的受刑人全是高齡者或者有身心障礙者，都是些無法好好工作的人。這正讓浜井教授感到疑惑，難道是這些人讓治安惡化的嗎？浜井教授反思，我們是不是只是把這些無法就職、社會中流離失所的人們送去監獄而已？但日本的刑事司法應該是公正的，發生這種事的成因為何，就成為浜井教授的研究原點。

――為什麼監獄變成了人間垃圾場？

浜井教授認為理由有二，第一是累犯化。關於累犯化，日本的司法並不是一開始就對高齡者或障礙者嚴厲，但就算是輕微的犯罪，反覆的犯罪被起訴，最後也不得不對其施以刑罰。浜井教授所實際接觸的例子是一位有輕度精神障礙的高齡受刑者，40歲左右決定打零工更生，但由於年齡漸高、公共事業也減少，導致他失業成為遊民，偷食物而被捕。然而就該次偷竊就算施以緩刑，但他的環境卻沒有任何改變，回到遊民的生活、偷竊、又被逮捕被關，不得不長期服刑。浜井教授認為這是由於日本刑事司法與社會福利沒有相互配合，所以高齡受刑者急速增加的這種異常事態才會發生。

第二則是由於就算是犯相同的犯罪，刑罰的適用對於社會的弱者與強者完全不同所導致。因嚴罰化而增加的受刑者是沒有家庭的失業者。一般來說，對於有家庭或工作、有健全的社會根基的人，較容易達成犯罪賠償的和解，若有較高教育水準，也有可能為自己辯護而使得檢察官或法官的心證變好。因此，若非是惡質或累犯，通常實際上不會被施以刑罰。然而，若是無業者、高齡者或障礙者等這種社會根基薄弱的人，有可能因為無法賠償、沒有保證人或者無法與他人進行溝通，而被判斷為對於犯罪沒有反省、再犯可能性高，進而有可能被施以有期徒刑。

然而，除此之外，浜井教授則認為最大的問題是社會的安全網已經崩壞。沒有工作、沒有親人、沒有任何可以接受社會福利的網絡，在社會中完全孤立的高齡者或障礙者只能變成遊民，只能靠著重複偷竊、吃霸王餐來活下去。即使受刑人逐漸減少，但在監獄中死亡的高齡者則在增加。醫院或其他設施可以拒收這些人，但監獄則不行。所以監獄才成為這些在社會各處被拒絕的人最後的去處。

註：浜井浩一，1960年生，龍谷大學教授，犯罪學學者。是前法務省官員，亦參與「犯罪白皮書」的撰寫。著有「２円で刑務所、５億で執行猶予」、「刑務所の風景」等書。

新聞來源：
http://www.asahi.com/shimen/articles/TKY201301210502.html
圖片來源：
http://www.yomiuri.co.jp/zoomup/zo_07031401.htm
洗澡時間，輪流走向浴室的高齡受刑者。

【日本刑事制度 2013.1.25】

鐵窗內的世界（２・完）――浜井浩一訪談

「人就算可以一個人自我反省，但只憑他一個人想要更生、想重新做人回歸社會，卻是不可能的。」浜井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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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鐵窗內的世界（１）」一文，對於刑事司法的現狀，日本又應如何應對？人民所期待的社會的樣貌又是如何？

――對於這樣的狀況，日本的政治是如何應對的呢？

浜井教授認為，2000年代的自民黨政權將這樣的問題定位在這樣的「故事」之上，亦即，日本治安持續惡化是因為日本人的道德日漸低下，而之所以會如此，原因出在學校與家庭教育。一旦將道德的問題等同是個人的問題，把問題還原到自己責任論上的話，政治就可以迴避政治應該負起的責任，但理所當然的，如此則無法防止再犯。

――2009年日本政黨輪替，由民主黨執政後，有什麼樣的變化？

浜井教授表示，民主黨政權將視角置於社會中的弱者，民主黨欲創造這些弱者在社會中的去處、使其現身，想要將他們包含、容納進入社會之中，這是正確的，應該明確地給予評價。將出獄後的高齡者與障礙者與社會福利相連結的「地區生活穩定援助機構」也從2009年啟動。這項政績雖然並不能只歸功於民主黨政權，然而這卻是一項劃時代的政策。浜井教授同時希望，安倍新政權可以繼續民主黨政權好的施政部分，不要再基於無稽的故事，而應該實施有事實根據的政策。

教授提及，貧困、自殺、犯罪，這些問題的根源都連結在一起。就算是現在過著普通生活的人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陷入那種狀況。那並不是人心的問題，而是在社會有沒有可以待的地方、有沒有容身之處的問題。人就算可以一個人自我反省，但一個人卻是無法更生的。

――但是，一方面有這種狀況，日本為什麼治安很好呢？是因為人民信賴刑事司法嗎？

浜井教授表示，在歐美的學界普遍認為，日本治安好是由於日本人「憎恨犯罪但不憎恨人」、寬容並且遵法意識高，並認為這背後是基於對刑事司法的高度信賴感。然而，實際嘗試比較世界各國卻發現，日本人不僅是對於司法，對於行政部門的信賴也非常的低，但即使如此，偏差行為卻極端的少，而認為「做了壞事的人就應該接受懲罰」的人的比例，卻超越英國、德國、法國，位居首位。不信賴刑事司法，但為什麼認為做了壞事的人就應該受處罰呢？這在歐美的常識上是無法理解的。

浜井教授嘗試援用日本社會心理學者山岸俊男的理論來加以解讀，並認為日本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思考，可以認為是因為地域共同體或是公司社群等同伴們之間相互監視而來。例如過去在日本村落裡有著「村八分」的制裁，意味著全村的人都跟你絕交，可能會被全村的人絕交所帶來的恐懼感存在於彼此之間，因此「應該不會有人做奇怪的事情吧」的這種意識累積起來，構築了日本的「安心社會」，或許是因此日本的治安才能夠一直維持在相當水準上。與基於對他者的信賴而來所構築的社會相比，日本社會有根本上的不同。也正因此，對於非我族類、對於同伴以外的人的警戒心則是特別的強，特別的排外。「紅燈只要大家一起過，就不可怕」，相反的「只要看到人就覺得是小偷」，這兩種想法正明白地顯示了日本社會的現狀。

然而，擔保著「安心」的共同體卻迅速地在崩潰之中。浜井教授認為，日本社會原本對於他者的信賴就很稀薄，一旦失去了藉由相互監視帶來的安心感，人際之間僅存的就只有對於他者的不信賴與恐懼，這樣一來，社會也不會圓滑運轉。浜井教授認為有兩個大方向可以嘗試解決問題，其一是藉由刑事司法或強化監視攝影機的監視機能，從外部來補強「安心社會」，另一則是以構築一個彼此信賴的社會。

想當然耳，理想上應該以構築一個互信的社會為目標。但是，日本人較少與他人交往，也不常參與社會活動，在本來就不和人接觸的情況下，要培養建立對於他者的信賴，浜井教授認為根本是沒辦法的。然而，觀察近來日本刑事司法開始介入校園霸凌事件處理的現況，浜井教授認為一方面從外部修補「安心社會」，另一方面進行其他應對措施的可能性或許比較大。然而浜井教授提醒日本人必須要去反思，那是不是我們所期待的社會的樣貌。

（全文完）

在台灣，監獄超收已經是老問題，受刑人如何重新回歸社會（更生、社會復歸）、社會福利系統與刑罰執行系統的分立等等，尚待整建的制度與未解決的問題堆積如山。台灣人和日本人一樣不相信司法，但是遇上死刑案件時，卻又對司法深信不疑。

台灣社會是基於什麼而維繫下來？我們的犯罪人又是怎麼產生？在這小島上，彼此要如何共生？把犯罪人丟到人間垃圾場嗎？

註：浜井浩一，1960年生，龍谷大學教授，犯罪學學者。是前法務省官員，亦參與「犯罪白皮書」的撰寫。著有「２円で刑務所、５億で執行猶予」、「刑務所の風景」等書。

新聞來源：
http://www.asahi.com/shimen/articles/TKY201301210502.html
圖片來源：
http://hakusyo1.moj.go.jp/jp/58/nfm/n_58_2_1_1_1_0.html
平成２３年版　犯罪白書
刑法犯 認知件数・検挙人員・検挙率の推移
認知件數係指警察或搜查機關所知犯罪發生的件數。檢舉率則是相對於認知件數，警察將事件送檢或做微罪處分之件數的比例。此外，日本刑法犯的認知件數自平成8年開始每年更新戰後新高，至平成14年（2002年）達到約369萬件，但此後由於竊盜的認知件數每年減少此一一大原因，刑法犯的認知件數也開始減少。

本文章轉載自【島弧・黑潮】――Japan Broadc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