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 巴萊

2012-03-15 蘋果日報 （林鈺雄）

位於台北市長沙街的最高法院，是台灣司法實務的火車頭，民刑案件的終審地。這棟建築的二樓有一座大法庭，但卻鮮為人知，因為它的實際作用和台鐵倉庫裡報廢的蒸汽火車頭一樣，憑弔或可，上路免談。台灣的刑事被告，即便是死刑犯，也沒有機會在赴刑場之前，看一眼這座大法庭的真面貌，當然也看不到定讞他們生死的最高法官們。最高法院民事庭上一次開庭辯論已經是嘿嘿嘿的陳年往事，刑事庭更是鳳毛麟角，成了不折不扣的最高蚊子法庭。

閉門審理有失公正

何以淪落至此？向來抗拒開庭言詞辯論的說詞，就是最高法院是法律審而非事實審，法律審根本沒有辯論的必要。適用法律問題果真都如此簡單，難道台灣各大學法學院四年教的是如何當福爾摩斯嗎？長沙街的建築師，難道是把大法庭蓋錯地點了嗎？最高法院頻頻以適用法律不當為由將原判決撤銷發回更審，又如何自圓其說？更何況除了《民事訴訟法》的開庭規定之外，《刑事訴訟法》第389條也有「有必要者，得命辯論」的明文及以下關於如何辯論的程序規定！

事實上，法律審必要時也開庭，早已是現代法治國訴訟程序的最低標準，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猶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都是法律審，但同樣也開庭審理；超國性的歐洲人權法院，從來不過問內國法院的事實認定，但還是一樣開庭聆聽訴訟雙方的法律辯論。開庭，這個在歐洲兩百年前改革刑事訴訟時建立的起碼共識，在21世紀的台灣，竟然還是狗吠火車頭的司改呼籲，只能說不知今夕是何年！其實，如果真要找比較法來壯膽，司法界恐怕要追隨政商界「兩岸大步走，取經向中國」的快捷路線，才能在對岸最高人民法院找到「德不孤、必有鄰」的依循範例。

相較於開庭的要求，千夫所指、日前甫被司法院拍板廢除的保密分案，只是最高法院邁向現代化訴訟程序的「末流」問題而已。保密分案自始就是添附在不開庭法律審的法治國違建，一旦開庭審理成為常態，從法官到程序一切都公開透明，本來就無從保密分案，其他附隨的法官迴避、律師閱卷等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

更重要的是，法律審開庭辯論，也會連動到落實辯護協助權及重建司法信賴感的核心問題。

由於向來不開庭的結果，台灣辯護律師面對最高法院，作用僅止於替被告撰寫上訴書狀罷了，即便代理強制辯護等重大案件，也沒有其他的揮灑空間可言，應景而已。諷刺的是，無論在下級審辯護得如何轟轟烈烈，案件結果終究還是最高法院說了算數，辯護制度在法律審空轉的結果，等於是辯護制度終究的空轉。羅馬雄辯律師普利尼在元老院前那場滔滔不絕、扭轉終審判決的經典法律辯論，對於兩千年後的台灣辯護律師，仍是遙不可及的天方夜譚。簡單地說，這已經不是台灣最高法院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整部刑事訴訟能不能有現代法治國面貌的抉擇問題。

司法不只是要公正，而且也要「看起來」是公正的。一個分案保密又不開庭審理的最高法院，從一開始就在外觀上喪失了公正的印記。奠基在這種基礎上的終審判決，猶如流沙上的城堡一樣，能夠自保已屬僥倖，遑論博取社會大眾的司法信賴。

案牘勞形的最高法院法官們，在錯愕司法院「落井下石」之際，何不撇開孤臣孽子情結，主動展現其轉型為有格局終審機構的決心與能力？轉型，就先從開庭辯論做起吧！畢竟，不開庭就無法成為真正的最高法院，而沒有「最高法院．巴萊」，就沒有「法治國．巴萊」！

作者為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