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死星期四
沒有華麗的場地和豐富的資源,但有一群關心生命的人,以死刑議題作為核心,在每個星期四聚集。
我們期待,廢死星期四成為一個平台,讓大家自由的來、自由的去,一起在這裡讀書,了解死刑個案、認識「同學」,以及看見被害人的模樣。
廢死星期四也是一個連結。如果廢除死刑已經是你堅定的信仰,請讓我們彼此認識成為夥伴;如果你對死刑存廢有困惑,也能在這裡透過各種形式的交流,彼此對話,我們相信所有的思想都是經過反覆的論辯和深刻的反省所淬鍊出來。
廢死星期四並且是一種行動。我們確信,台灣會成為一個沒有死刑的國家,但我們也明白,在廢除死刑的路上,還需要很多不停止的努力。
廢死星期四也將是你、是我共同的想像與可能,歡迎、也邀請你的參與。
廢死星期四開張!
憂傷何時盡?
林欣怡(怕死讀書會成員)
去年十月份第三屆殺人影展的神祕場放映的是「憂傷無盡」,不過當時因為忙碌,所以怕死讀書會在影展後沒有機會好好討論這部紀錄片,事隔4個月,大家才又相約來開講。
導演David André是法國人,1999年他在美國奧克拉荷馬州採訪一位即將被執行死刑的死刑犯。Sean Sellers在16歲時被判處死刑,1999年在奧克拉荷馬州被執行死刑,當時在美國及世界各地都有許多的示威抗議,反對針對未成年者判處死刑及執行死刑,同時Seller也被認為在犯案時有精神障礙的問題,會被判處死刑有極大的爭議。死刑執行的前幾天,David André在死牢中採訪了Sean Sellers,也在赦免聽證會上,遇見了被害者的家屬以及加害者的家屬。
Sellers的故事或許不特殊,一個缺乏關愛、孤獨成長的小孩,在這個社會中比比皆是,但他的故事結局卻令人唏噓。Sellers的母親在16歲的時候就生下了他,沒多久就和父親離異,他從小和母親聚少離多,後來母親和繼父結婚,Sellers由外公撫養長大。在青少年時期,Sellers開始出現的叛逆狀況,和朋友鬧事、吸毒,最後迷上了撒旦信仰,終至於在1987年,16歲時,殺死了自己的母親和繼父。
從16歲被判決死刑到29歲被執行死刑的這12年期間,Sellers在監獄中的改變很大。他脫離了撒旦的信仰,他開始上電視或接受報紙採訪,談這段經驗,勸青少年們不要沈迷罪惡。有成千上萬的人寫信給他,同時他也和數百位青少年保持通信,關懷、鼓勵他們。
Sellers的審判於1999年走到了盡頭,這次的赦免聽證會將最終決定他的生死。是否赦免的決定權掌握在州長手中,州長指派了5位代表出席聽證會,聆聽包括Sellers繼父的兩位親生兒女洛恩和諾雅、Sellers的外公、律師和他自己等各方的意見,某種程度,大家既是加害者也是被害者家屬,鏡頭中有一幕,諾雅在赦免聽證會上擁抱Sellers外公,大家都哭的很激動。洛恩和諾雅反對特赦、Sellers的律師和他自己則祈求一個機會。聽完所有證詞後,每一位代表都投下了反對票,反對給予Sellers特赦。1999年2月9日Sellers上了死刑台。10年後,David André再次踏上奧克拉荷馬州這塊土地,完成「憂傷無盡」。
這部紀錄片被大家公認為第三屆殺人影展中數一數二好看的片子,導演的拍攝和剪接功力很好,片子看來非常流暢。André的拍攝跨越10年,探討死刑執行當下,以及10年之後採訪到了包括當初參與執行的幾位監獄管理員、洛恩和諾雅、Sellers的阿姨(外公已經過世)、律師,更重要的是也採訪到了當初堅持起訴、求處Sellers死刑的州檢察官Bob Macy。
在怕死讀書會的討論中,有人認為洛恩和諾雅在受訪的時候並不真誠,但也有人覺得他們真誠的表現出自己感覺。我覺的這兩種觀察都是對的。作為被害者家屬,他們失去了自己的父親,但同時他們也是Sellers的「親人」,在小時候大家都是玩伴。諾雅多次的表達,必須要將Sellers不當人看待,否則無法繼續想下去;她也說了,她時常會回想,如果Sellers在青少年時期獲得多一點愛,情況是否會改變?但是話鋒一轉「我不想看的太清楚」、「如果我充分的理解這一切,我就會失去那個憎恨的力量」,有人在今天讀書會討論中用這兩句話下了很好的註解。
看著鏡頭下的洛恩和諾雅,你會感受到他們的憤怒和無奈依然存在,你也可以感受到死刑並沒有辦法幫助他們什麼,但是,沒有死刑,就甚麼也沒有的這種無助。我幾乎可以感受到他們也不覺得死刑有用,但是他們無法說出來、承認(這也就是為甚麼有人覺得他們的話不真誠),因為這是目前他們「唯一」(?)能為父親做的事情。至於真誠之處在於,他們語言之外的表情和動作,洩露了他們所不敢面對的那一面。
諾雅十年後受訪,訪問中她強調,自己平常一直是一個熱情、善良的人,她不想要被視為冷酷無情的人。讀書會中,大家都想問:是什麼樣的制度使她必須去面對一個不是自己(復仇)的自己呢?
紀錄片中很多人都強調,要看見Sellers非人的那一面、不將他當人看才能執行死刑。當時執行Sellers的幾位監獄人員也回憶到,當他們去帶Sellers,自己的目光不敢和他交錯。Sellers看到他們的眼神是「原來/竟然你也來參與我的死刑執行」讓這些監獄人員心情頗為難受。如果大家都肯定死刑是好的,為什麼會有這種心情呢?
去年4月30日台灣執行了4位死刑犯。5月3日那天我陪同張俊宏的父母到殯儀館收屍,被記者追問,我記得當時我的回答是「四位死刑犯生前都表示懺悔。他們做了壞事,在人生中最壞的那一刻被判處死刑、關進看守所,但是卻在變好之後,被執行死刑。死刑真的是一個最荒謬的刑罰。」在Sellers的故事中,我看到了同樣的荒謬。
是否每一位死刑犯都能夠了解自己所犯的錯甚至悔悟?我必需要說:不一定。但是Sellers的死刑執行之所以讓大家不忍、不那麼100%確定,就在於「最沒有人性的Sellers已經不在,我們現在要執行的是恢復人性善良的Sellers」。但好像我們也不能說「為了怕壞人變好、讓執行變得困難,所以最好一開始就執行他們」?我們到底要死刑犯變好還是變壞?
紀錄片中最精彩的一段是採訪到州檢察官Bob Macy。紀錄片中的所有受訪者,都或多或少表示對於死刑的存疑,只有Macy非常的堅信死刑沒錯。他已經退休了,正在寫自己的回憶錄。Macy一生「戰績輝煌」,大約經手了60個左右的死刑案件。Macy時常用嚇阻犯罪作為法庭上的死刑辯詞,但當導演問他時,他卻明白表示,自己並不確定死刑是否能夠嚇阻犯罪?不曾看過死刑的執行、不確認死刑是否有如他所想像的「功能」,Macy一生中卻送了數十人上死刑台。
死刑真的如社會大眾所想的:理性、嚴謹及具有功能?真的對被害者及整個社會都好?看完這部紀錄片,相信你的疑問會更高。不管是英文片名或者中文翻譯,Everlasting Sorrow: Life After The Death Penalty、憂傷無盡,都準確的道出了導演想要告訴我們的:死刑無法終結悲傷、終結犯罪,我們應該要更努力找尋可以的「東西」,而非執著於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