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建和案的再審程序，最高法院三度撤銷發回，因為拖延二十年了，社會對司法凌遲麻痺無感，民眾的集體記憶模糊不清，以致輿論反應異常冷漠。顯然對於落後顢頇的司法體制，台灣百姓早已習慣逆來順受，無可奈何。

    　蘇建和等究竟是不是真凶？各界正反意見南轅北轍，尖銳對立。這種見仁見智的司法爭訟，並不是台灣社會所獨有，世界各國類似的司法懸案，比比皆是。不過無論案件如何棘手，在法治先進國家的司法體系，透過權責界定和專業擔當都能有效處理這些爭議。但是台灣的司法，無論是檢察部門還是審判體系，高居廟堂但推諉卸責，貌似莊嚴而怯於承擔，令人失望透頂！

    　先複習一下歷史。民國八十年，檢察官起訴蘇建和等共同強盜殺害吳銘漢夫婦，歷經地院、高院及最高法院的審理，一路走來，「死」終如一。隨後辯護律師和人權團體集結聲援，強力批判司法體系草菅人命，時任法務部長的馬總統拒絕批准死刑執行，檢察總長三度提起非常上訴，均遭最高法院駁回。雖然死刑定讞，可是宥於輿論壓力，三名死囚成為司法的燙手山芋，只好改依再審途徑救濟。被告等首次聲請再審，但遭駁回。二度聲請再審獲准，可是檢察官卻表示不服而提起抗告，最後在八十九年底准予再審確定，全案起死回生，重新開始。

    　社會或許以為這麼複雜的法律程序，都是為了發掘真相所必要的延宕，其實這些歹戲拖棚，完全是司法濫權的傲慢與偏見！

    　首先，檢察官不是法官，不受「審判獨立」的保障，反而必須遵守「檢察一體」的約束，因為檢察官代表國家行使追訴權，當然應該統一意志，堅定立場。但是檢察體系在蘇案的表現，只有「荒腔走板」可以形容。求處死刑的是檢察官、要求非常上訴的也是檢察官、反對再審而提出抗告的又是檢察官、再審判決無罪提起上訴的還是檢察官！檢察官的立場竟然如此反覆，真是豈有此理？如果認為蘇建和等有罪，那麼提出三次非常上訴是為什麼？如果認為蘇建和等無罪，那麼再審判決無罪後又提出上訴是為什麼？到底是媚俗表態還是本位主義？先要「就地正法」，然後要「槍下留人」，現在又要「就地正法」，這種左右搖擺，前後矛盾的檢察體系，不是國家濫權不然是什麼？如果在法治先進國家，檢察官早就因為濫權追訴而彈劾去職，如何奢言執法？

    　當然，最高法院也是舞文弄墨，虛應故事，橫豎就是一招：撤銷發回！判無罪撤銷發回，判死刑也撤銷發回，吃這個也癢，吃那個也癢，推諉卸責而缺乏擔當，除了折磨被告和下級審法官，能夠發揮什麼定紛止爭的功能？司法院為了籠絡法官的陞遷需求，放任最高法院惡性膨脹，搞了七、八十個最高法院法官，人數全球第一。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這才是司法延宕的罪魁禍首。又因為不敢得罪既得利益，就搞個「速審法」替最高法院遮羞。如果要靠高院判決三次無罪才能解套，那要最高法院幹什麼？要治嗽，不是含涼涼的就有效！

    　討論台灣的司法議題，除了法學專業，還要有史學眼光，冶於一爐，方能窺其全豹。現在這種司法僵局到底是啥咪碗糕？看到眼睛花去，嘛是看攏嘸。作家張娟芬曾以蘇案為背景寫作〈無彩青春〉，而整個司法程序就是活生生的報導文學〈無品司法〉。沒有法網恢恢，只有法網花花！（作者為台中地方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