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命抵一命？法律人類學與廢死運動的交集｜訪容邵武

文/林楷瀚（廢死聯盟志工，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編按：本文專訪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容邵武副研究員，容副研究員為紐約新社會科學研究院人類學系博士，曾任教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人類學碩士班，研究專長為法律人類學、政治人類學等。

「廢除死刑的理念過於『高大上』、無法『呼應台灣民情』」是我最常聽到身邊親朋好友，甚至台灣社會反對廢死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們常想像「廢死」的法律觀念是從西方發展出來的，而台灣長期抱持著「一命還一命」的觀念，因此顯得兩種觀念格格不入、沒有交集。對當前台灣的主流民意來說，死刑具備一種正義實踐的倫理內涵，而這個平衡是不可以打破的，因此過往在廢死的推動實務上，廢死聯盟與其他倡議者的論述也難以被大眾接受。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去（2024）年4月23日憲法法庭言詞辯論時，黃丞儀研究員就指出，以台灣來說，原住民族過去並沒有死刑文化；從中國歷史來看，關於死刑的論辯也是反覆的，死刑並不是「自古以來」的傳統。如果死刑並不是某種根深蒂固的文化，我們是否有機會找尋更多與民眾溝通的可能性，以及思考台灣能否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廢死思想？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過程裡，容老師於2015年刊登在「芭樂人類學」網站的〈死刑存廢戰爭能否走出死巷？來自法律人類學的觀察〉文章引起我的注意。為了解答更多疑惑，去年七月，我與廢話電子報編輯團隊的佳臻和斯閔前往中研院民族所，拜訪容邵武副研究員。九年過去，老師對廢死運動的觀察會有何不同？

「正義」的內涵與多重轉化

容老師告訴我們，台灣長久以來無法接受廢死理念，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人們的正義觀：「犯罪之於我們的社會，就像是加害者『欠』了受害者某些東西，所以應該負起『償還債務』的責任。」但究竟要做到何種地步，才可以抵銷這種「債」呢？「極端一點地說，古代一個王公貴族被殺，可能會需要很多人陪葬；但若是一個無名之輩死了，可能也就只是死了。」在不同的文化體系與時空背景下，殺了一個人並不一定得以命相抵。

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裡有「寬恕」這樣的概念，不代表台灣沒有類似的概念，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正因為台灣與西方有著不同的歷史脈絡與社會型態，所以在考慮廢死的理念和制度如何適用到台灣時，就需要更多的思考。

「楷瀚和老師談論的這個『債』很有趣，」佳臻加入了我們的對話。她說，通常犯罪事件當中的受害者，令人同情、惋惜，毫無疑問；但因為黑幫火拼而喪命的受害者，卻不見得能得到相似的同情，這是否也是一種生命價值的落差？同時，在台灣的一些原住民族社會裡，並不認為一命抵一命才是唯一的解方，因為加害者也可能透過替被害者的家族打獵、勞動等等方式贖罪、賠償。她進一步分享，廢死聯盟2004年參加世界反死刑大會時，認識了美國的「美國謀殺案受害者家屬人權促進會」，令人驚訝的是，他們是反對死刑的犯罪被害人家屬，他們不支持死刑，也拒絕國家拿被害人做藉口，同時積極倡議犯罪被害人權益。我開始在想，我們其實已經聽過好多的案例是，被害者家屬和社會想要知道更多的「真相」，包含為什麼要痛下殺手？為什麼走到這一步？以及是否可以用死刑以外的方式，來勉強彌補被害者（家屬）的傷痛？

死刑抹煞了「可能性」

容老師接著補充，法律是一種計算生命價值的「評價體系」，在法律審判的過程裡，「一個人的命值得被如何補償、被害者家屬究竟有多痛」等問題，都是被嚴密計算並用法律機制定義的，可那背後真的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能體現出各種不同的生命樣態嗎？

容老師回到他之前那篇文章的內容，聊起他在鄉鎮調解委員會的經歷。當車禍案件發生的時候，受害方受到的身體和其他傷害當然很嚴重，但肇事方的態度也很重要。如果肇事方在事後願意前往探視受害者、表達歉意，雙方才有可能坐下來好好談如何賠償。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斯閔追問學理上有沒有這種討論？既然刑法限制了我們對生命的想像，為什麼沒有人去質疑？容老師解釋，這就像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典範，國家暴力成為唯一合法行使的暴力，維持了穩定性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抹煞了異質性。

現實社會裡，有太多人對於「如何補償被害者」有著不同的聲音，很多人認為透過法律權威式地宣布「一命抵一命」就是正義的實踐，但法律體系並不能處理所有形式的傷害，因此我們需要更多的可能性。但這些可能性是不是都被「死刑」這個制度斷絕了呢？看著窗外的雷雨，我的心裡其實有點沉重。我想起林旺仁的案件，在法庭上他無論如何表示後悔，表示想和被害者家屬和解，都只被法官認定是「為了逃死而演戲」，最終仍是死刑定讞。死刑真的能讓我們看見這些可能性嗎？

廢死運動如何與社會溝通？

想到這裡，我向老師拋出一個問題：把這些關於死刑的資訊與可能性推廣給社會大眾，一直是廢死聯盟透過各種方式在做的社會對話，但往往「廢死聯盟」名字出現時，就只剩下攻擊和謾罵。

我想到德國哲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理論──即使他的理論也頗受批判。他重視溝通的有效性、「溝通理性」等概念；在談論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時，他也認為「討論」會從特定的資產階級開始擴大，最終推廣到整個社會。我在想，過了這麼多年，支持死刑的民意比例似乎還是居高不下，那是否意味著我們從來沒有把討論推出同溫層過？我們還有辦法做更好的溝通嗎？

「問得好，」容老師說，「就像你提到的，很多人批評他（哈伯馬斯）來自歐洲男性的觀點。並且，能夠在公共領域裡侃侃而談的，是那些受過訓練、有文化教養的人。」哈伯馬斯提供了一個理想情境，而對人類學家來說，他們會天馬行空地想像「溝通」必定是透過語言發生嗎？是不是還可以透過身體、表演等充滿創意的方式？從這個層面上看，台灣的廢死「溝通」可貴的地方在於，歐洲的政治經驗，往往是菁英立法推動廢死，看不出老百姓怎樣看待廢死；但在台灣，民間倡議者由下而上地，藉由各種方式在推動社會溝通。只用民調與時間來評斷這種溝通「有沒有效」並不公平。

這個說法讓我感到欣慰。聽廢死聯盟辦公室的夥伴說，「廢死星期四」講座在這幾年有越來越多的年輕面孔，甚至是高中生參與；我也是在高中階段，感受到公民課本和老師開始引導同學思考關於犯罪的更多可能性。

轉型正義與死刑

相較起過去只教三民主義的公民課，現在公民課堂上可以談論死刑，或多或少也代表了台灣教改的轉向。在三一八學運後，這世代的青年開始意識到國家權力的龐大，因此更加重視人權相關的議題。

容老師也認為，台灣對於死刑的研究，特別是法律人類學／法律社會學面向的研究實在太少。西方會有廢死的法律，也和歐洲曾有過納粹大屠殺的歷史背景有關。至於台灣呢？國家的性質和法律的性質，因為轉型正義工程的不完全，始終處於無法著地的情境。他非常期待，可以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這個領域，用法律人類學的視角，提供一個嶄新而突破性的觀點。

結語

訪談結束後，我們留在老師的研究室聊了很久。我轉頭看向書櫃，注意到有許多傅柯（Michelle Foucault）的著作。這位法國哲學家不僅在《規訓與懲罰》、《性史》中都談論了死刑的刑罰意義，還積極參與1970年代的法國廢死倡議。不久後的1981年，法國在前法務部長巴丹岱爾的大力推動下終於廢除死刑，如今世界上超過2/3的國家都廢死了。台灣呢？去年9月20日，憲法法庭宣判了死刑案的釋憲結果，決定了死刑像一道烏雲繼續徘徊在台灣的天空。

在我來到廢死聯盟實習的近一年裡，我常常思考廢死究竟如何用人類學的方式找到突破口，而容老師的文章和回應，又回過頭給了我答案。人類學本就擅長用邊陲、少數又有創意的觀點，向社會大眾說明社會問題的另類解方。廢死聯盟也會繼續用這樣的方式，不放棄任何溝通的可能性，也不放棄任何關於「人」的可能性。

等我們離開民族所時，烏雲已經散去，溫暖的夕陽正好。我想，不管雷雨再怎樣劇烈，只要不放棄任何希望，總會有放晴的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