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雞蛋這邊

文／吳昱陞（廢死聯盟實習生）

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說過這樣一句話：「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曾經有人說過在接觸廢死聯盟和冤獄平反協會的活動後，他終於明白這段話的意涵。蒙受冤獄的無辜者是司法審判下的雞蛋，這點無庸置疑，但當時的我，始終不解為什麼令人髮指的殺人犯也是高牆下的雞蛋。直到我真正參與廢死聯盟的活動，直到我真正走進看守所探望死刑犯，我才理解這句話的意涵。

看守所裡的面貌

看守所裡熙來攘往，有面相兇惡之人，也有平凡的老夫老妻；有人穿著名牌，也有只穿著尿布的嬰兒；也有人帶著孩童前來探監，孩子的手中握著一張獎狀，似乎想要向裡面的家人傳達自己有認真讀書的訊息。我並不知道這些前來探監的人背後的生命故事，也不知道在怎樣的情況一個人會成為一位罪犯。

C先生是我第一位探監的死刑犯，他長年被監禁在看守所內。他的案件充滿疑點，民間團體認為是一件冤案。對於他有利的證據、不在場證明都被法院視而不見，原來無罪推定原則是可以被放棄的價值。每次遇到冤案當事人，我都很難想像多年的國家暴力施加在他們身上，C先生也不例外。他的身形矮小，但眼裡有光似乎在向外界求救。C先生會將每位探望他的人編號，彷彿這是他對抗這個世界的唯一方式。

Y先生是另一位我見到的死刑犯，他的眼神充滿疲態，頭髮剃成接近平頭。那天和辦公室其他夥伴一起去看他，不知是因為天氣悶熱還是長期關押等因素，他的情緒似乎有點躁鬱。我們靜靜聽著Y先生講述著他的案件有什麼不合理、程序瑕疵的地方，像是在判決書裡被害人有三種死因，還有在開庭前夕才發現自己竟然有辯護律師。在我們離去之前，Y先生很吃味地抱怨廢死聯盟現在都把心力放在另一位冤獄死囚W先生身上，我無法得知此刻W先生是否更幸運些，至少他有更多家人探望，至少他的冤屈被更多人知道。

S先生是我接觸的第三位死囚，他戴著笨重的黑框眼鏡，臉上早已褪去當年逞兇鬥狠的臉孔，和其他死囚相比他顯得較有精神。仔細看的話，會發現他的牙齒好像有損傷，辦公室學姐說S先生的假牙壞掉，沒錢就醫的他只好用三秒膠修補。S先生指了指自己的囚服，開玩笑地表示他也算是廢死聯盟的實習生，他對於還有廢死聯盟願意關心他們這群被社會隔絕的人表示感激。

結束探監後，我上網搜尋S先生的資料，在新聞裡法官所謂「求其生而不可得」的形象和剛剛眼前的模樣，簡直判若兩人，我真的能完全知道這個人背後的故事嗎？在法院，S先生為自己辯解，但被法官認定成沒有懺悔之心。判一個人死刑不是應該要很慎重嗎？為什麼法官不願意聽聽看他們的解釋？又為什麼法官可以用一句話就草率地判處他們死刑？這讓筆者想到《流氓王信福》裡的一段話：「連他也不去為那個孩子辯解了，青春的風神與自在，已經冰存在南橫的深山裡。」

與其追殺犯罪者，不如追殺犯罪成因

支持死刑的民眾常問：「人性本惡，廢死聯盟憑什麼說殺人犯有教化可能性？」我也相信人性本惡，我們的血液裡流動著犯罪因子。而我們是否在某些時刻都有可能會成為罪大惡極之人？

在此我想引用今年4月23日死刑釋憲案言詞辯論時，辯護律師李艾倫在憲法法庭說的一段話：

「一個人要有多麼地幸運，才能認定世界溫柔，才能認為我們擁有絕對的權力對罪犯殘忍？他如果幸運的話，他能出生在中產家庭，擁有不虞匱乏的社會資源；他如果幸運的話，在成長的過程中，會有長輩耐心地提醒他以暴不能制暴；他如果幸運的話，在求學階段不會面對霸凌、家暴等負面狀況；他如果幸運的話，他天資足夠聰穎、能夠接受完整且良好的教育，而不是輟學；他如果幸運的話，他不會有太嚴重的精神疾病；最後，他如果幸運的話，法官願意給初次犯案的他改過自新的機會，而不是處以極刑。」

如果一個人成為罪犯與否，很大機率取決於他的運氣、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經濟狀況、精神狀況、生命脈絡等等，又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被害者、成為罪犯、成為被冤枉的無辜者，那我們身處在無知之幕的一群人，應該好好想想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些人民，想要建構怎樣的社會去承接即將落下的人，想要設計怎樣的一套司法制度去對待十惡不赦的罪犯。

我所要強調的並不是說，因為死刑犯的成長經歷常常處於弱勢地位，所以他們就有權力剝奪他人的性命；我所要強調的是，重大刑事案件的發生往往是弱弱相殘下的結果，是兩顆雞蛋的碰撞。站在雞蛋的這邊並不是因為弱勢就能合理化錯誤，而是雞蛋的這邊早已一無所有，我們只是將自己放在雞蛋這一邊，好讓天平保持平衡。

同樣身為死刑釋憲案辯護律師，同時是被害者家屬的李宣毅律師：「國家需要心疼被害者，但犯罪成因不是比犯罪者更應該被追殺嗎？」我們所要做的是，輕輕捧起那些因碰撞而碎裂的雞蛋，撫平傷口，並承接即將落下的雞蛋，好好地把整體社會帶回被重大刑事案件破壞前的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