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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釋憲案：不只是朋友法庭之友綜合論壇—死囚的樣貌
整理／陳柏諺（廢死聯盟志工）
場次三：死囚的樣貌
時間：2024年5月25日（六）15:30-17:00
主持：林欣怡（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
與談：黃克先（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張惠菁（作家）
林慈偉（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法務主任）
「死刑釋憲」多圍繞在死囚的生命權、人性尊嚴等議論，但已經定讞的死囚，他們的模樣卻鮮為人知。本場次的主持人林欣怡是促成對全台37位死囚研究「死刑定讞和無期徒刑收容人訪談計畫」的核心成員，再加上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黃克先、作家張惠菁以及廢死聯盟法務主任林慈偉，他們將從第一手的訪談經驗、社會學、文學以及死刑判決研究等視角為我們描繪出死囚的模樣。
全知的司法敘事無法呈現事實
從張娟芬的《流氓王信福》談起，張惠菁認為個人在面對國家敘事時是難以與之抗衡的。他解釋，生在五零年代戒嚴的台灣，王信福年少時因長髮、花襯衫又夜間在街上行走，遭警方以《檢肅流氓條例》辦理，送往南橫公路強迫勞動。不堪危重的工作，遂選擇逃亡，這是第一次，也成為後續不斷入獄的開端，反反覆覆，認識其他流氓，自己也成為「流氓」，更積累出對國家司法的不信任。國家為他貼上的流氓標籤，似乎也預示司法的死刑判決。
張惠菁坦言，在司法面前說出自己的故事，可能不是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容易的。他指出，當年的時代氛圍、國家體制如何去干涉一個人的生活，人生到底受到什麼力量的擺佈與影響，王信福自己也說不出來。這些種種是張娟芬在檔案中翻找，經過許多研調後才能拼湊出的全貌，那些敘事並非如此理所當然。
張惠菁強調，要抵抗司法套在身上的敘事非常困難，國家對這群人有一種斷定，認為他們不值得。但這樣的斷定顯然大有問題，也正是因為死刑的存在，所以人們會被放進這樣的處境之中。
回到自身的司法經驗，張惠菁說，過去協助故宮南院的國際競圖，與一般公共工程採購有別，卸任後三年，突然接到傳票，手上沒有任何資料。偵訊時，國際競圖的前提在檢察官心目中不存在，僅用一般工程來看待，認為一定是想圖利誰，即便沒有證據。他指出，司法敘事，由此可見。
沒有任何檔案、資料可以抗衡他們的敘事。張惠菁回想：「我說的每一句話，好像都是錯的，過程非常痛苦。等到資料公開，重新梳理，才有機會建立自己的敘事。」他猜想，那些死刑犯可能從未有機會去好好說明、建立自己的敘事。
張惠菁認為，必須正視法律是有所不知的，這個有所不知，源於生命經驗的複雜。國家、司法者的敘事未必能夠瞭解所有部份，真實的生命經驗遠超乎這些過於簡化的敘事。他強調，在承認法律有所不知的情況下，國家的權力到什麼地步？國家敘事「你就是這樣」的斷言，並要求你接受刑法，這是我們國家建立的基礎嗎？
有問題的是人還是社會？
「我的人生哪一步走錯了呢？」或許大家有時也抱持類似想法，黃克先拋出疑問，他談到，觀察事件之際，容易認為當事人是清醒的自主選擇，自應承擔暴行後果，但在所謂「自主」的背後，是否仍有其他因素影響著他們的選擇？他嘗試從當代社會學的研究著手。
黃克先指出，綜觀台灣目前三十七位死刑犯的生命史，多數人成長在物質條件不佳、家庭功能不彰的環境，近半在未成年的階段就已須工作賺錢，過半為國中以下學歷，僅一位大學畢業。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出生惡劣之人不在少數，卻僅有這些人做出暴行，所以他們罪有應得，更應全權負責。」這樣的觀點並不罕見，但作為社會學者，黃克先更想要去問「為何他們會做出可恨之事？」什麼力量影響推動這樣的行為，應當加以正視。
援引社會學的角度，透過理論性的觀點、實證式地解釋來看見死刑犯，黃克先認為，這樣更有機會預防事件再次發生，更是面對每一位死刑犯應該採取的角度。然而，研究資料相當有限，取得實屬不易，死刑犯的樣貌過於模糊。他呼籲，司法單位應系統性建置生命史資料庫，包括死刑犯、重刑犯等，有助形成未來公共議題的討論基底。
實際觀察，黃克先說明，這些死刑犯們在教育體系中多是被放棄、遭受歧視。他們的挫敗被「中輟生」一詞涵蓋，歸因當事人，卻也忽略背後的家庭弱勢、失能問題。黃克先指出，在磨合過程中受到邊緣化，最終脫離教育體制，另類的教育將取而代之；不論是闖蕩江湖的經驗，又或是矯治機關中的大哥。最終，將呈現出兩極的狀況，黃克先舉例：一種是無助、內縮的私人世界，另外則是相挺、鬥狠，極端陽剛氣質的兄弟團體。當遇上困難，這般社會網絡型態就可能激發出難以想像的事件。
黃克先感嘆，事已至此，無人能替惡性循環踩剎車。身陷既有底層社會，擁有的選擇其實相當稀少，黃克先提問，所謂「咎由自取」，到底這些「咎」或「罪」有幾分是應得的？是個人，亦或是漫長過程當中的累積？
若單單以死刑處理這些可能源自於社會制度中不完善之處，所累積而生的重大惡行，似乎是遠遠不足。黃克先強調，我們不應只是解決這些所謂「有問題的人」，而可以從其經歷看出，在社會制度中，我們可以真正去解決的問題。
充滿恣意性的死刑制度
爬梳37位同學的判決過後，林慈偉針對死刑的「恣意」問題逐一分析。他指出已有相當研究顯示，沒有任何國家的死刑判決能免於恣意風險，不論審判者本身的價值偏好或是行為人的背景因素皆多有影響。
恣意性不會僅止於判死刑的剎那，林慈偉強調，早在偵查階段的媒體效應，再到判決過程與執行的挑選，每個環節皆難逃恣意。林慈偉舉例細數觀察到的各式恣意問題：將近1/7的案件曾判處無期徒刑，最終仍定讞死刑；在共同被告已獲無罪平反的案件中，仍然有三位死囚受不存在的犯罪事實版本依附；情節遭認較輕微者受死刑判決，情節較重之當年在逃的同案落網後卻反倒判處無期。
另外，談到「情節最嚴重之罪行」，林慈偉解釋，係出於公政公約第六條第二項，要求死刑之適用應加以限縮。而輔以台灣法體系中，最高法院同有相關考量，認為主觀的惡性在量刑上應有差別評價，而將間接故意殺人排除於情節最重大之死刑適用範圍。然而，仍有三個案子，判決書明載為間接故意殺人，法院卻未在量刑上有所差別而逕判處死刑；另外則是非計劃性，如臨時起意、受到刺激等，實務上認為非屬情節最重大，但仍有二十二案遭判處死刑。
承接黃克先老師，法律要如何看見行為人的全貌？林慈偉指出，刑法第57條便有相關規範：「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意即應爬梳行為人的一生後，方能對其科刑。近年，法院也逐漸落實量刑前社會調查／鑑定程序，量刑前先囑託跨領域專業人士對被告的成長過程、生平、交友、工作等狀況進行調查後，再由法官全面評估、進行量刑。遺憾的是，目前三十七個案子皆未做過量刑鑑定，行為人的樣貌依舊模糊。
死刑的恣意性不可迴避，諸多研究再再證明。林慈偉呼籲，希望大家認知到死刑的特殊性，死刑與其他刑罰是質的差別，而非量，不是十四年與十五年徒刑的差距，而是生跟死的區別。南非憲法法院宣告死刑違憲的判決便提及：「徒刑之誤猶可事後彌補，縱然自由與歲月難以倒回，但死刑之誤，實無分毫得挽回之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