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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嚴．正義．生命權國際研討會】台灣死刑犯監所訪談計畫
文／詹斯閔（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為了更深入理解犯罪者生命面貌、監所處境以及可能隨之產生的待死現象，全面訪談台灣目前所有的定讞死刑犯以及相同數量對照的無期徒刑受刑人。目前死囚已全數訪談完畢，研究團隊發表期中報告，說明目前的初步發現，同時與各界專家交流並且彙整相關建議，讓後續的研究及訪談可以更有堅實的成果。
【尊嚴．正義．生命權國際研討會】場次一：台灣死刑犯監所訪談計畫
時 間：2023年9月21日
主持人：林欣怡（廢死聯盟執行長）
主講人：Ciwang Teyra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黃嵩立（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政策中心主任）
與談人：Maitreyi Misra （印度「39A計畫」心理健康與刑事司法主任）
Richard Latham（南倫敦與毛斯理國民保健服務基金會司法精神醫學顧問醫師、英國司法精神醫學會共同創辦人）
Saul Lehrfreund （英國「死刑專案」執行長及共同創辦人）
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說，二十年前廢死聯盟剛成立的時候，就想要調查和重構死刑犯的人生樣貌，但當時根本不知道死刑犯在哪裡，國內也只有行政院研考會於1990年代調查發布的資料。直到2020年，廢死聯盟和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法務部矯正署合作，研究才得以開啟。本計畫希望呈現死刑犯及作為對照組的無期徒刑受刑人的成長背景、在監生活和處遇；期待結果最終彙整成供政府參考的政策建議，讓未來長刑期收容人能獲得更恰當的處遇。
研究方法
林欣怡強調，這份研究不受政府委託和審查，且經費自籌，受訪者相對願意吐露真心話。受訪者包含三十七位死刑犯以及四十三位無期徒刑犯，對他們進行量化問卷和質性訪談，另設計機構問卷給監所管理人員填寫。研究團隊預先請已出監的死刑平反者過目，確認問題設計是有效、可被理解的。執行方式為，第一次與受訪者見面先進行知情同意，說明計畫內容與風險、確認意願，讓受訪者知道，訪談空間是獨立區隔的，監所方只能看、不能在旁監聽紀錄；訪問過程會全程錄音，以便檢視正確性及分析，資料將匿名保密並在最後銷毀。林欣怡說，有幾位死刑犯主動表示希望不要銷毀，因為這可能是他們在世上僅存的影音紀錄。
基礎資料分析：成為死刑犯以前
這份期中報告只呈現死刑犯的資料，待全部訪談結束、分析之後，才會公布更全面的內容。根據死刑犯的訪談數據顯示，三十七位當中有近三成是六十歲以上的長者，最高齡七十一歲。七成以上沒有高中畢業，超過半數是第一次入監，犯案時平均年紀是三十歲，平均關押時間約二十年。這些同學幼時普遍缺乏穩定親密的照顧者，父母長輩忙於工作；在家裡或學校遭遇體罰或霸凌，讓他們寧願早早出社會，但工作狀況又不穩定。有些人會在少年感化院、管訓隊或其他地方認識到混兄弟的朋友，「看到他們生活這麼好，很羨慕。」成長的種種條件讓他們不知不覺間成為走鋼索的人，稍有不慎就會跌落。心理彈性低、缺乏情感資源也是值得注意的面向；不少人因為爭執當下無法控制情緒，才會衝動犯下罪行。
2006年7月1日刑法修正，無期徒刑關押二十五年後才能申請假釋，在此之前是十五年。我們訪談的這三十七位死囚當中，有二十六位是在新法施行前犯案，若是判無期徒刑，他們現在幾乎都已經可以申請假釋了。此外，當年根本沒有情狀鑑定、量刑前社會調查或者兒童最佳利益等評估，也就是說，如果按照現在的司法品質來裁量，他們很可能不會被判到死刑；這也反映了死刑的恣意性。
監所的日常生活
台大社工系Ciwang Teyra教授接著談到，訪員團隊努力讓量化問卷提問的用字生活化，準備圖表化手卡，讓受訪者更明白一到五分的意義。同學們都談到飲食狀況很糟，有人甚至曾在菜裡吃過鐵絲。水質更是堪憂，洗澡水和飲用水常見汙濁，讓他們皮膚過敏、腹瀉。監所合作社可以購買基本生活用品，但供貨不穩定，會被任意取消訂單。受刑人高齡化和長照的問題也一直被忽視，他們牙齒和健康變差，飲食卻無法跟著調整；能買到的保健食品又很有限。
死刑犯住在兩坪不到的空間，遇到較友善的管理人員才能到走廊上活動。若要寫書法或畫佛像，只能跪在窄仄的房內。睡覺和洗澡的地方沒有隔間，平日固定時間需要儲水，舍房潮濕，幾乎人人都有濕疹。監所內的光線和噪音相當干擾睡眠。這些生活環境其實容易帶來疾病，但所方又不樂見戒護外醫，通常只給基本藥物壓制症狀，往往得等到半個月以上才能申請到外醫。
所方安排的心理諮商只有二十分鐘，難達效果。規定寫明，每天有一小時到戶外場地的放封時間，但實際上不是每個監所都做到。家屬接見次數雖然不受限，但一周只能見兩次朋友。Ciwang以人們住學校宿舍的情境來類比，死刑犯會和短刑期受刑人或羈押被告關在一起，所以他們要一直適應新室友；新入監的室友通常什麼都沒有，因此多少要給予協助，這對死刑犯而言都是負擔。死刑犯同學認為，若有獨居或專區的規劃，他們的狀態也會相對穩定。監所裡大大小小不合理的事情，表面上有陳情管道，其實申訴的機制不甚暢通，很難帶來實質改變。諸多規範都考驗和削弱著同學們的身心健康。
待死現象：以這樣的身分活著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政策中心主任黃嵩立教授根據訪談逐字稿，把受訪者重複說到的內容抽取出來，做主題式分析。他說，死刑不只是一個抽象政策，還包含被判處死刑的人們每天的生活實況。多位死刑犯同學提及原封不動、毫無進展的時間感，就是過一天算一天。社會大眾常說，囚犯花納稅人的錢，吃免費牢飯；事實上他們在裡面的日常開銷大多需要靠親友接濟，因此讓同學們都有拖累家人的感覺。
Ciwang說，死刑犯不被允許跟其他收容人一起下工場，所以不像其他收容人有勞動和收入，許多同學想要自己賺點津貼，想學習一技之長，或者想彌補受害者家屬。但監所最多同意他們把勞作帶回舍房裡，一坪多空間還得擠滿用具；以監所內常見的作業項目之一摺紙蓮花來說，天天做，每個月頂多領一千多元勞作金，還會把窄小的舍房弄得髒污、擁擠，種種原因都降低死刑犯參與勞作的意願。黃嵩立呼應道，自立生活會帶來尊嚴，監所制度卻在剝奪他們勞動的機會，讓死刑犯失去社會角色的意義。「你要派我去看守核廢料也好，上戰場也好，讓我做事情，我覺得這才是人嘛。」不只一位同學有類似回饋。
面對執行
早年台灣的死刑定讞後，幾天內就會槍決，死刑執行快得讓人猝不及防。同學們說，現在面對長期等待的煎熬，沒有好到哪裡去。沒有尊嚴、不知道終點的等待，比死亡本身還痛苦。龐大的不確定和拖磨讓他們寧可趕快去死，也不要毫無希望地被關在那裡歹活，等於被糟蹋。他們甚至覺得自己的性命被當作政治工具，用來消弭社會不滿。幾位同學有宗教信仰，說不怕死，倒是很牽掛家人。漫長的囚禁裡，好些個人眼睜睜看過同舍的獄友，被拖出去執行。要如何陪伴即將赴死之人、自己要怎麼調適，這是另一個嚙咬他們神經的處境。
有些同學說，原本可以布置舍房，但換了新主管，就要求他們把心血通通拆光光。長期被關押者生活缺乏自主性，每天吃飽睡、睡飽吃、等死。待死現象以及附隨的缺乏自主性之感，是精神疾病容易找上門的關鍵，多位死刑犯同學有睡眠困難、憂鬱症、強迫症。曾經企圖自殺的人不在少數，之後被用精神科藥物控制，卻落入無法真實感覺自我的用藥狀態。
有意思的是，多位死刑犯表示支持死刑這個制度，但審判必須公正。多位同學感覺自己在司法程序當中沒有得到合理的對待，例如有利的證據未獲採信，其中還有含冤未雪的死刑犯。即使不是針對自己案件在表述意見，他們也看見其他死刑犯的境遇，覺得法官應該多考慮被告的背景，尤其是那些第一次犯案者。黃嵩立指出，很多人會對法官說：「你就判我死刑好了。」這份乾脆其實是一種對程序的抗議，因為他們在執法過程被誤解、不被尊重，想要趕快了結痛苦。現行的矯正機構環境和教化資源極度缺乏，也是棘手的問題；司法如何宣告一個人有無教化可能性，需要更多商榷和實證考察。
印度的死刑犯調查
Maitreyi Misra是印度「39A計畫」心理健康和刑事司法主任，她談到，印度目前有大約五百五十位死刑犯，光是2022年就有一百六十五個人被判死。本次她分享的資料來自2016年發布的印度死刑報告，該計畫是在2013-2015年間進行，訪問到三百七十三位死刑犯。這群人當中，有63%是家中唯一的收入來源，有六成左右未受過中學教育，多數來自社會底層；而且印度有種姓制度，呈顯了宗教和社會階層在死刑審判帶來的影響。Maitreyi說，計畫過程中，有些人後來改判無罪或者減刑，由此可見審判的任意性。
另一份研究從精神健康角度評析印度的死刑，可以看見，死刑犯很高比例擁有「童年逆境經驗」，某位死刑犯回憶童年目睹爸爸打斷媽媽的手，他如何漸漸有用藥和自殺傾向。印度死刑犯的群體之中62%有精神疾病，11%是智能障礙者。他們的心理狀態，無論是犯案前便有的，或是犯案後長期關押所致，都未被正視。
Maitreyi描繪印度死刑犯的待死現象，和受監禁的狀況。監所光線不足，生活環境同樣很差；縱然如此，有些死刑犯出身極窮，從小一天只能吃一頓飯，甚至會覺得在裡頭過得比較好，至少不會餓肚子。印度死刑犯一半以上有自殺意圖。某位囚犯自述，得知被判死之後，好像白色囚服就要往他身體裡咬去，把他咬死。另一位死刑犯原本在牢裡可以畫畫，這項活動取消之後，他就開始想死，想走進廚房拿熱油燒死自己。還有一位尋死的死刑犯，他被單獨監禁六年，除了不知道何時要被執行，他也擔心死後屍體會被丟出去被狗咬。
Maitreyi說，印度被判死的女性比例和數量，比台灣還要高。某位女性死刑犯入監前很活潑、愛打扮自己，但監所管理員說：「你的家人以為你已經死了，他們甚至沒有想要來看你。」讓她陷入很深的憂鬱。綜觀來看，印度死刑犯的心理健康問題同樣很嚴酷。林欣怡回應到，台灣法務部會為死刑犯安排心理諮商，但同學們不想被汙名對待，也不想被視為有問題的人；更重要的是，如果生活環境沒有改善，諮商師無法帶來什麼神奇變化。
英國的司法精神醫學
來自英國的Richard Latham作為司法精神醫學顧問，在英國的醫院和受刑人相處與工作。他說，從台灣、印度和英國的情形來看，如果一個人有心理和精神問題，較容易遭遇死刑。如果有精神問題，律師如何代表當事人呈現意見，這是個難題。因為精神問題是創傷的後果，這些犯案者要面對精神病汙名，此外他們往往無法和人建立實質關係、無法信賴他人，就會很難和律師有良好互動；這些人格障礙，導致他難以公正地使用司法。如果犯案者身心狀態差，表現出沒有悔改和不願道歉的態度，也會影響他是否被判死。
Richard坦言，精神醫學有其侷限。當精神科醫師斷定一個人無法教化，是認定他無法透過病理治療、可能是有危險的，但不代表他沒有其他療癒或變得更好的方式，因為這個人可能受過很複雜的創傷。而且精神科是透過病患的反應來診斷，不是仰賴他們真正的心理素質。好比，智能障礙者常常隱藏自己，想展現出有能力的一面。精神科專家無法每次都立即辨認出精神障礙者；所以如果持續有死刑，就可能有「未被認出來的」精神障礙者被判死刑。
觀眾提問時，Richard特別補充道，英國監所劃分成不同區域，有心理問題的受刑人會被區隔出來；監所管理人員可以有不同心態面對，不會妖魔化看待。此外，英國的司法醫院由國家衛生部門間接管理，全國司法醫院的醫療和保安人員共約有九萬名，大概有七千五百張病床。如果受刑人在監所狀況不好，就會到司法醫院。但經營司法醫院的成本是一般監所的兩倍，國家矯正系統必須開放協商，才可能有監獄以外的選擇。
研究死刑犯的意義
英國「死刑專案」執行長Saul Lehrfreund律師提到，他們在孟加拉和非洲肯亞做類似研究，和台灣、印度有很多共通的發現：死刑犯大都是弱勢、教育程度和收入低、有負面童年經驗或者有精神障礙。像這樣從客觀數據和資料著手，重構每個人的背景和經驗，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死刑犯就是人，而死刑就是在剝奪人性和尊嚴。說出這些人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為關於死刑的論述都會拿掉人性。Saul提醒，這些研究正在打造新的論述，改變社會對話氛圍，拆除大眾刻板印象。
最後Saul分享，他曾聽過一位待死十四年的死刑犯這麼說：「每天起床睜開眼我就死了一次，日復一日。」判死不只包含執行死刑而已，比執行死刑這件事本身還要更糟糕，因為待死現象是更綿延而沉重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