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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的死刑爭議裡，我們受封為「最邪惡的人權團體」，我們的主張，看起來確實狗吠火車，所以《廢話》也就是「吠話」。知其不可而吠之，汪汪！《廢話電子報》於2012年2月首次發刊，每個月發行的廢話電子報是廢死聯盟實踐與社會溝通的方式之一，我們期許自己用淺白、易懂的文字，透過定期的發刊，持續跟社會對話。
【做伙鬥陣行】是內部殖民還是夥伴關係？訪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
文／詹斯閔（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
時間回到2005年，現任原住民族政策協會（簡稱「原策會」）的理事長Yapas（全名Yapasuyongu Akuyana）當時正就讀法律系五年級，正在為司法官考試補習，準備走上法律人慣常的路途。
某天他回到阿里山樂野部落的家，爸爸說有法律問題要問他，看起來是一般的侵占返還問題。Yapas研讀與原住民土地相關的法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和《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後發現，法律條文無法解決爸爸的困境，「是不是修法就好了呢？」當時他這麼想。要到多年以後他才意識到，原住民碰到的問題不單單是修法可以解決的，而是「台灣政府和普遍社會，怎麼看待原住民族內部既有社群和慣習」這樣深刻的難題。
原策會成立緣起
修法是否就足夠？這個問題的思辨，幾乎可以說，和台灣原住民運動的演進謀合。八零年代解嚴前後，黨外運動和各種抗爭風起雲湧，以胡德夫等人為首的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原權會）發起一連串行動，訴求原住民族主體性。1994年原住民一詞首次入憲。李登輝執政時期開啟「原住民保留地增劃編」作業，三波「還我土地」運動看似得到形式上的解決。同時，幾位原運大將漸漸向體制靠攏。1998年原權會解散，宣告階段性任務達成。
在原運後期背景下，法律看起來為原住民族撐開不少空間，其實結構性問題仍然無解。北山聯持續舉辦讀書會，新一輩運動者Isak Afo（以撒克．阿復）、Voyu（楊智偉）、林淑雅和Ado（阿洛）等人陸續出現。1999年原運成員邀總統候選人簽署《原住民族和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之後，幾位參與者想回頭經營組織以凝結力量，2000年原策會於焉誕生。
今昔：運動需求的差異
原策會要面對的局勢，顯然和八九零年代不同。過去原運有辦法號召上千位族人上街，難道後來關注熱度就消失了？Yapas說，原住民自決權口號很容易喊，但每個部落的境況不同，實際如何推動需要細緻處理。光是國際間就花了十年時間討論，2007年才正式頒佈《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台灣政府與原住民族的關係，就算走到今天，還有許多概念待深化。他舉獵人王光祿803號釋憲案為例，政府推行狩獵自主管理，可是槍枝獵具怎麼使用、物種監測誰來做？族人要跟林務局逐一討論，才能找到解方。當代議題的參與門檻變高，才顯得動員力不足。
內部殖民：社會意識難以轉換
揮別高遠的口號，落地訂法不是最難，真正棘手的是腦袋的轉換。Yapas分析，國家行政組織如何架空了部落傳統的議事結構。選舉制度拔擢各族群代表，表面上實踐了民族自決，不過出頭的大多是能與主流社會靠近的知識菁英，2010年五都升格後，鄉長更理所當然成為部落甚至族群代表，排除了傳統部落頭人，削弱真正代表族人發聲的機制。根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保障原住民部落的「諮商同意權」，也就是面臨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學術研究及限制原住民族利用等行為，必須召開部落會議，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才能進行。即便保障原民的法律立意良善，即使居中的民族代表同樣來自部落，但他們身為文化轉譯者，向族人說明法條或政策時，容易傾向於符合強勢文化或執政者的期待。2022年卡大地布部落在知本光電開發案雖獲得勝訴，但也突顯了「諮商同意辦法」的問題。
再者，漢人社會很難明白，原住民族對公眾事務的想像與運作，和近代國家的民主代議制，是徹頭徹尾的兩個系統。如果真要尊重，應該從本質上把政府和原住民族之間視作「準國與國的關係」來相待；那麼部落傳統慣習，不論成文與否，位階應當與法律平起平坐。Yapas舉鄒族為例，各家族耆老會在祖靈神聖空間討論事情，這種議事型態如今還是存在。但可議的範圍卻退到文化領域，例如要辦祭儀、要修繕族人聚會的空間庫巴（Kuba）；若遇上與國家權力相對的事，部落的公共力量便會疲軟噤聲。因為過去長久受到擠壓，族群內部也難有自信，內部殖民的遺毒難以清除。
把死刑的不正義擺回族群來看
2014年某個周六早上Yapas接到電話，原來是武張孝慈的家人來求助。接任案件的法扶律師們，很快在這個案件看到1986年湯英伸案的影子；兩人都是鄒族青年，因原民身分被歧視、勞力被剝削，最後憤而犯案。Yapas說：「中華民國要用死刑對待我們的族人，有沒有來問過我們？」犯案者做出這樣的行為有多少是族群的關係？他是不是從小就這樣子，族裡面還可以多做什麼？武張孝慈案的律師們和Yapas回到部落和耆老進行對話，便討論到這些。
要遭受死刑的個人不只是一個中華民國國民而已。好比政治受難者高一生和湯守仁，都不是單獨的個人，他們背後是有族群歸屬的；國家力量藉此讓整個族群從此噤聲。Yapas強調，類似的個案除了法律與死刑制度的問題，我們還必須探究其中有什麼族群因素在作用。
原住民各族群、各部落自有其傳統及規範，那麼原住民族怎麼看待犯罪？其實當代在談的修復式正義，在原民社會由來已久，日本殖民者做的《番俗慣習調查報告》就有記載。Yapas提到鄒族的例子，若有人做錯事，部落會回到祖靈神聖空間進行仲裁，讓受害者表達委屈，先處理加害者行為帶來的影響、提出彌補方案，後續處置也得看受害者接不接受。現在刑事案件，加害者和受害者往往成為法庭上對立的兩極，雖然多少還是會考慮犯罪動機等等量刑事由，但法院似乎較著重在被告跟告訴人之間有沒有達成和解，不在乎事後與受害者甚至於整個社群的修復，與原民慣習有落差。
部落傳統慣習與國家法律的對立
所謂傳統並不真的指從歷史承襲而來的，而是根據族群內部需要衍生出來的規則，且和生活與信仰密不可分。好比鄒族的einu（生命禮或生命觀），是連日常坐臥起行、乃至生老病死都有規範。但國家教育自小談三權分立，人們很難具備另一套法哲學思考的敏銳度，去理解原住民族的傳統慣習。
原住民傳統慣習和現代國家法律的衝突，對於成長於部落、到都市修習法律的Yapas而言，感受很深。Yapas大學畢業準備考司法官期間，同時申請研究所，因緣際會考上淡江公共行政學系研究所，原本相信法律可以解決問題的他，跟著參與2007年「反阿里山BOT案」抗爭，才意識到開發案就在自己族群的傳統領域上，反對開發案的族人卻未受邀出席林務局的環評說明會，明顯藐視《原基法》。2009年加入原策會每個月例行的讀書會，他才更深刻意識到自己族群身分背後牽連的議題。
後來Yapas到法律扶助基金會工作，負責原民相關業務，並參與法扶原民中心的成立。質疑聲浪自內外夾擊，有同仁不理解為什麼要特別成立原民中心，Yapas說，還好當時有林淑雅教授協助，在法扶內部促進溝通。同時也遭外界質疑：「為什麼少數有資源的原住民卻仍能享用法扶資源？」最初設立原民中心就是為了藉扶助案件，把部落傳統慣習與現行法律衝突之處，比對勾稽出來，在國家可理解的框架下，描繪出原民社群既有秩序的輪廓。雖然後來案件壓力過大，研究與分析資料庫的任務就被擱置，但原民中心成立後透過教育訓練、實地參訪部落，讓更多扶助律師理解原住民慣習以及思維差異，透過扶助原民個案，確實能夠突顯族群的集體權利和議題，也能適時扮演涉案族人與司法之間的橋樑。
對於組織未來的方向有何想法？Yapas說到，1999年陳水扁就任以前與原住民族簽訂《原住民族和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二十多年過去了，至今沒有一項落實。「待解決的東西都一樣，只是可能會換個樣貌出現。」要如何更細膩且深入地推動原民議題，持續凝聚力量，這是原策會和台灣公民社會必須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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